愚蠢依然是今日中国的最大敌人

胡适一生,好讲容忍。早在1925年12月间,他致信陈独秀,谈国共两党煽动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一事,已经清晰意识到容忍与自由的亲密关系:“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等到1938年4月24日,他到费城拜谒昔日的老师、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乔治·布尔(George Lincoln Burr),从布尔那里听来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据《容忍与自由》,布尔原话是:“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我更认同《当前中国文化问题》所提供的译本:“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唤醒了他心底沉睡的种子,从此念念不忘,并在晚年将其发扬光大。如今要说哪句话最能代表胡适的思想,此言必是选项之一。

遗憾的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说自传播开来,常遭误用、滥用。譬如有些时候,容忍与自由并不能构成二元关系,周策纵建议加入抗议的元素;再如,容忍有其底线,而非什么都要容忍。拿胡适来说,他那么喜欢讲容忍,青年讲,晚年讲,对执政者讲,对知识人讲,却也说过:“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

愚蠢——胡适笔下,更常用的词语叫“愚昧”——的内涵之广,也许胜过其反义,即不愚蠢。究其本质,却不外乎四个字:不肯思想。少年胡适曾撰小说《真如岛》,借郑先生之口道:“程正翁,你想罢,别说没有鬼神,即使有鬼神,那关帝吕祖何等尊严,岂肯听那一二张符诀的号召?这种道理总算浅极了,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只可怜我们中国人总不肯想,只晓得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国民愚到这步田地,照我的眼光看来,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所以宋朝大儒程伊川说:‘学原于思’,这区区四个字简直是千古至言。”所谓不肯思想,可一分为二,一是不会思想,二是不愿思想,如果说前者还有些迫不得已的成分,后者则属我们常言的“甘于愚蠢”。

于公于私,胡适都对愚蠢深恶痛绝。1930年4月10日,他撰文《我们走那条路》,提出“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一是贫穷,二是疾病,三是愚昧,四是贪污,五是扰乱。两年半后,他在天津大学发表演讲《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把这五大仇敌称作“五鬼症”,其措辞略有调整:贫穷、弱、愚昧、贪污、纷乱。说到愚昧,他加强口气:“这第三种病症,实是中国的致命伤。”说白了,愚昧才是五鬼之首,堪称摧残中国的头号病毒。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鲁迅。1956年,胡适对周策纵说“鲁迅是我们的人”,不过其前提——“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大可商榷: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参照自由主义的构成要件,鲁迅都远远谈不上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的追寻与对自由的破坏一样剧烈。在我看来,倘论对愚昧的态度,胡适与鲁迅,正殊途而同归,鲁迅同样把愚昧视作天敌,穷尽毕生之力与“群众的愚昧”生死相搏。就像史杰鹏感慨的那样:“……我愈发感觉胡适和鲁迅真是同道,他们都认为,中国真正的惟一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不是封建主义,不是军阀,而是愚昧!愚昧!!愚昧!!!”

胡适从不认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是中国的仇敌,如《我们走那条路》所言:“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当时梁漱溟读到此文,不以为然,认为“贫穷则直接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于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胡适复信反驳道:“……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满田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言下之意,帝国主义只是外因,内因则在“五鬼”。

有时,胡适甚至怀疑帝国主义这样的概念能否成立。据唐宝林《陈独秀全传》,汪原放曾回忆,1925年,胡适到上海治病,住在亚东图书馆老板、同为安徽绩溪人的汪孟邹(汪原放是汪孟邹的侄子)家里,政治恐怖的禁锢之下,陈独秀只能在夜间悄悄前来探望老朋友,可是每次见面,都以激烈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各不相让。”有一天二人又争起来,陈独秀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一下子站起来,用手杖笃笃敲击地板:“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然后强忍怒气说:“仲甫,我有事,你坐罢!”自己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走了。不过数日之后,他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

胡适对主义话语的反感与批判,其用意,首先在于方法论。他一直主张“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反对使用那些未经分析的抽象名词,“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理了思想”(1933年12月13日致孙长元)。几乎所有主义,都是典型的抽象名词,“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迷信主义、迷信抽象名词呢?这就要回到我们谈论的起点:不肯思想。主义话语横行的背后,一面是愚人扎堆,一面是懒人成群,正构成了愚昧的两个面相。

前些天在成都讲胡适,讲到最后,落在了“不受人惑”四字之上(1930年11月27日,胡适为自编文选作序,宣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所谓不受人惑,不仅指思想,还指思维,或者说怎么思想。从这一点上讲,胡适一生,就是思想的一生,就是与愚蠢斗争的一生,他之所以不能容忍愚蠢,因为一旦容忍,相当于放弃思想。这不仅为我们阅读胡适指明了路径:不仅要看他说什么,还要看他怎么说,不仅要看他的思想,还要看他怎么思想;还可以用来回答“为什么要读胡适”:因为愚蠢依然是今日中国的最大敌人。

作者:羽戈,苍山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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