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民主的百年大夢

呂丁旺

1906年,大理院(1927年改為最高法院)審判編制法,創設中國前所未有的檢察制度,使審判權與檢察權成為司法權的內部分工。這套刑事司法建制在1945年施行於台灣,除告訴乃論之罪的告訴、撤回告訴,不服判決的上訴與撤回上訴、公訴與自訴等淺層的程序選擇權外,與立法民主、行政民主相較,百年來的司法民主實踐,仍停留在如何理性實踐國民參與審判的猶疑與爭論。

其實,世界各民主法治國家莫不如此。以德國為例,緣於法國1848年二月革命的影響,同年德國法蘭克福會議,議決採用陪審制度,於各邦相繼施行後仍問題重重,1877年修正《法院組織法》與《刑事訴訟法》,規定陪審制與參審制並用,將最重罪交陪審法院、輕罪及微罪交予參審法院,介乎二者之間則交予地方法院刑事庭審判,迄1924年,《法院組織法》公布施行後,全為參審制所取代。

日本於1923年《明治憲法》下制頒《陪審法》,1927年適值日本大正天皇在位,社會民主氛圍濃厚,因追求司法民主而實施《陪審法》,但陪審制限制了當事人的上訴權,判決有罪的被告須負擔陪審費用,戰爭的爆發又使財政吃緊,終於1943年停止適用。法政學者則不斷強調,國民為社會的組成份子,在社會正義受損時,亦應對社會正義的回復有所貢獻,於犯罪發生的情形下,國民即應作為主權者直接參與刑事審判。以是,經4年的田野調查與宣導,2004年訂定《裁判員法》,2009年新制正式上路。德、日百年來的刑事司法均經歷過築夢陪審,最後踏實於參審的相同路徑。

陪審制度猶如浮萍

現行日本裁判員制度係由職業法官3人搭配裁判員6人組成,為實質的參審制。實施至今,由於審理程序的冗長,缺乏效率,嗣改以法官3人進行準備程序,裁判員僅於公判庭中出席,卻又造成審判程序的空洞化,加之人民的抗拒與不耐,裁判員制度再度面臨著甚大的危機與挑戰。

另一方面,陪審制未受大陸法系國家的青睞,卻為美國《憲法》所保留。只是施行陪審制的結果,在刑事案件,要求陪審,通常是希望有被判決無罪的機會,如果被告極可能被定罪,則會藉由認罪協商減輕刑罰。而在犯罪起訴案件中,大陪審團受到檢察官的操縱而淪為木偶劇團,更為眾所明白之事,使陪審制歷經兩百年的沉澱,猶如浮萍,這樣的場景與現實,恐與台灣大眾流俗對陪審制的想像相去甚遠。而不論是陪審制或參審制,均只能部分的、有限的、象徵性的實踐司法民主。

陪審制在其他國家日趨衰退,美國仍保留至今,無非反映了人民對法官根深柢固的懷疑。由法律門外漢的國民參與審判同樣可能受到人民的懷疑,只是為了司法民主的實踐,百年築夢,我們還是應該定睛在職業法官與平民共同組織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上。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台灣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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