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饰文革是为“新官僚”社会制造合法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两个文革: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的文革。至今一部分人怀念文革,是怀念那个借毛泽东的文革打倒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阶级的“文革”。虽然,被毛泽东打倒的官僚阶级,在文革中后期,统统“官复原职”;并借着他们手上的权力,修改毛泽东的乌托邦经济政策。尤其是文革后,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通过加入全球化阵营,创造巨大财富,同时创造了一批“新官僚阶级”。

目前中国的问题,显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结构性问题,半资本主义没有摆脱自由资本主义的贫富两极分化,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造成权利与权力的两极分化。而要解决当下中国财富和权力两极分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手段。

有人认为,真正以市场为主导、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将可以解决目前中国经济严重失衡和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主张继续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应该重启经济改革,完成对国有领域的私有化改造。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论观点。这种观点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得到充分阐述。这种观点离开了宪政民主前提下的政府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约束。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制约的自由资本主义必然是血腥的资本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核心基石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主张利伯维尔场和有限政府。哈耶克认为:只有彻底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才是政治自由的坚强保障;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必然导致奴役。哈耶克还认为:注重福利和弱势群体的社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的观点被历史证明经不住实践的检验。国家的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私有制、利伯维尔场经济和有限的政府管理和制约的平衡的基础上。二者缺一不可。

财富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财富以公有之名为少数官僚及其家族占有,必然导致国家权力被少数官僚及家族占有。有权的人享受的绝对权力,是通过超越无权者的权利,甚至剥脱他们的应有的权利获得。这就是造成国民财富和权利绝对不平等和“官僚阶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官僚阶级不光占有土地、资本等生产资料,也占有对财富分配的绝对话语权和立法权。“中国社会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一些公共政策在制订出发点上,就不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保护垄断权力、财富的特权阶层。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不允许民主监督,舆论公开,阳光法案出台?” (《“少数人通吃”法则已成为制度本质》)

官僚等级制在中国还伴随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目前中国的一些高级干部退休了,继续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以及奢华的医疗待遇等。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称,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数百亿元。(《北京:取消高级干部终身待遇,触动高官霸权》)

用物质和地位上的差别体现阶层差别,在中共建政前就已存在,可以说是极权制度的必然产物。等级差别,不仅仅体现在拥有等级的领导人身上,也体现在对他们的家人的“庇荫”上。萧军在《延安日记》对延安时期的官僚等级现象,有细微的描述。“李伯钊(杨尚昆夫人)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上卷页200)。这里开始制造“谄上”的传统:“一些人不是在革命,不是在工作,完全把自己的地位造起来,然后慢慢地爬”,萧军认为这是“新兴的官僚主义”(上卷页1)。萧军慨叹“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毕苑:《读萧军<延安日记>》)

官僚阶级社会是建立在社会法权不平等的“少数人通吃”法则基础上。官僚阶级对社会财富有着绝对的垄断,予取予夺,予赠予与。如果说“少数人通吃”法则在延安的物质匮乏时期,是通过鸡蛋、牛乳这些具体的物质差别体现,到了今天,则以免费疗养的享受、高干病房的治疗表现出来。胡星斗说:这奇怪的国家,贪官拥有资产动辙几亿几十亿,赠送亚非拉动撤几百亿,可是农村老人因为贫困、无钱看病而大量自杀,中国自杀人数占世界三分之一。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20.5%,中国仅占3.5%而且80%以上都用在于各级干部疗养、高干病房等上。为何这样对侍自己的国民?(《令国际不理解的国家》)

官僚阶级形成于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全民所有制,吉拉斯说,“社会主义的术语,而更重要的是财产所有权的新的集体形式,曾掩饰了新阶级的出现。其实,所谓社会主义所有权不过是真正的政治官僚所有权的假面具。”(《新阶级》)官僚阶级与普通劳动者的对立,是文革得以发动的社会心理基础。新官僚阶级则形成于改革开放后的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对于文革,2018年中国出现文革意识形态复辟。“新版历史教科书删去了‘文化大革命’一课” ,将其内容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合并,统称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对文革发生的原因,过去的说法是毛泽东〝错误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云云;新版则删去了〝错误〞二字,只留〝认为〞,标题中的〝动乱和灾难〞这个表述也被删除。此外,在对文革进行评价时,新版教材特意在旧有的评价后添加了“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等粉饰文革罪恶的新说法。政府修改教科书,公然为文革变相平反,“十年浩劫”变成了“艰难探索”。杨鲁军评论说,这是大刀裹上布条,一刀一刀地砍向改革开放和邓小平路线,外表无伤口,内里散了架;邓去毛来,国家危矣!

少数官僚的财富和权力的绝对占有必然造成财富和权利被绝对剥夺的多数人,造成财富和权力的两极分化。通过两极分化的手段达到发展的目的,社会迟早要付出代价。《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作者戴伦·艾斯莫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说,“盘剥(extractive)的政治制度权力高度集中,其制度目的正是盘剥更大的经济利益,既为自己的好处,也为取得更多资源,以维持统治者的权势及有利其统治的政治制度。至于盘剥的经济制度,产权无保障,科技创新欠诱因,好让少数统治阶层剥削多数人的资源。在经济上及政治制度的双重盘剥下,经济只会日走下坡,万劫不复。”(杜耀明:《国家富强没神秘》)

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制造出人与人之间财富占有和权力占有的绝对差异,通过不公平的经济制度和干部选拔制度制造出拥有钱和权的官僚阶级。财富的绝对占有和权力的绝对占有的联姻,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最大的特色。 “政治文明有一个起码的伦理,就是让有权的人不能太有钱,让有钱的人不能太有权;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一个群体既有权又有钱,这个寡头群体就会通过垄断一切资源来绑架整个国家,从而使大多数人沦为国家的囚徒,这样的国家必然会因为失衡而走向崩溃。”(杜君立:《美国的叛逆》)

中央政府也看到新官僚社会的新官僚社会权力和财富的少数人绝对占有造成的贫富两级分化的问题。2016年10月通过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坚持平等保护,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

这个新的《意见》虽然比以往的制度有所进步,但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将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光明正大地作为法律,也没有提及利伯维尔场。没有为私有制正名,在土地国有的大前提下,妾身不明的非公有制的合法性便始终会受到公有制的挤兑,成为一张画饼。

贫富两极分化,权力和权利的两极分化,将引发更加尖锐的社会矛盾。然而,一些人用简单的阴谋论把中国本身的问题归因为外来势力的破坏。2014年《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把中国社会的矛盾归结到外部威胁,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比改革开放前更不安全。蓝皮书将其归中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西方国家民主输出、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闵良臣:《弄清是谁在改变着中国的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网上有个段子:王掌柜去威虎山交保护费,看见山口挂着一条巨大横幅:“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王掌柜问座山雕:“啥叫意识形态安全?”座山雕说:“相关内容极其丰富,三言两语说不清,不过简而言之,就是让老百姓都认为强盗是一个正当的职业。”王掌柜疑问道:“这个也叫意识形态安全啊?”

座山雕说:“是啊!如果你们都具有这样的意识,那么,我们就安全了。”

罗慰年,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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