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革”二三事

      看到小报上有一篇《文革一号“造反派”聂元梓今昔》的文章,不禁勾起了我对三十多年前往事的回忆。我和聂元梓并没有直接交往过,原因一是地位不同,她那时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二是当时我不是一个活跃分子。但我们确实有过交道,要不是因为她,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1966年8月17日,毛泽东为北京大学题词

      我是1964年考入北大俄语系的,只读了两年书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25日,当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之时,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的。我们不了解大字报的背景和内幕,仅从内容判断,其主要矛头是指向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的。我们认为这是将工作中的人事关系矛盾扩大化、政治化,以求将对方打倒,这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常用的手段。斗争哲学嘛,就是斗,你不斗别人,别人也要斗你,要不怎能升迁和出人头地呢?但对聂等人采取的扩大事态、上纲上线的做法,我们难以理解。因此对他们的人品有些怀疑,甚至是反感。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贴出,反击的大字报立即贴满了校园,人们的判断是:反对陆平就是反北大校党委,反北大校党委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右派。接着有传言说,他们贴大字报的地方是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地方。

        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几个人决定也写一张,并于26日晚贴到了学三食堂里的墙上,题目是“质问聂元梓们:想干什么?”没想到6月1日晚,风云突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将其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几乎所有的人都懵了,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聂元梓的来头一定不小。

        回过神之后,我们忽然想到学三食堂还贴有我们“围攻”聂元梓的大字报,于是赶紧去撕。没想到看守大字报的校友高低不让我们撕,好说歹说,在确信是我们几个人所写之后,他才勉强答应了。

        到了第二天,整个校园几乎就没有了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了。我们这些“保皇派”(保陆平)一夜之间变成了“造反派”(拥聂)。后来武斗、打派仗时,许多人津津乐道自己不是“保皇派”而是“造反派”,甚为幼稚可笑。

        其实,当时有几个人知道聂元梓是何许人也?即使知道,也不过是一场赌博罢了。过了一段时间,七位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名的人互争“贡献”大小,又传出大字报不是聂元梓写的,是别人写完后,她在大字报最后面添了两句口号。因为她官最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所以署名排在了最前面。

文革初,北大俄语系64级同学在图书馆前留影

      北大乱了套,课也不能上了,接下来就是揪斗陆平和各系主任、书记、“反动学术权威”等,开始了打人、戴高帽游街、抄家。6月18日,西语系一帮人在38楼楼前把系副主任严宝瑜、团总支书记赵云阁(女)等人揪上台阶,给他们扣上纸糊的大白高帽子,当众羞辱、殴打,有人将厕所里盛便纸的纸篓扣在他们的头上,从头上往下浇墨汁,还把严宝瑜从六七层高的台阶上踢下去……

        严宝瑜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精通英、德、法多种语言,当过云南王龙云的翻译。平时气质儒雅,衣冠楚楚,突然间竟遭此奇耻大辱。我不忍再看下去了,匆匆回到宿舍,恶心得晚饭都难以下咽。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从此以后,我对所谓的运动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

被红卫兵保护下来的北大西门石狮子

      当年9月9日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1日选举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聂元梓取代了陆平。接着各系也纷纷成立了系文革,取代了原系领导。10月的一天,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

        信中说,这是他寄给我的最后一个月的生活费了,他已被打倒,全家和他一起已被遣送回农村老家接受改造,信是在路途中发的。他告诉我,如果能在北大呆下去就呆下去,如果不能就自己另想生存的办法吧。

        这消息真如五雷轰顶,我一下子就被击得浑身瘫软,站不起来了。我呆呆地望着宿舍的墙壁,泪水涌上眼眶,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据北大的现状,我能猜出父亲的遭遇。但不管怎么样,还得把家里的事向组织汇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好朋友岑万洪,他是俄语系文革会成员,这完全是因为他出身好,而他本人是一个善良得要命的人。

        他安慰我别着急,说他向系里汇报后就去找聂元梓。果然,大约只过了几天的样子,岑就告诉我,聂元梓已经批了,每月给我十七块五的助学金,并转告我要与家庭划清界限,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当时北大助学金的最高标准是十九块五,只有真正来自农村、出身贫下中农的学生才能享受,我能领到十七块五的助学金,是做梦也不敢想的。这事发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我想聂元梓可能早已忘记了。但她作出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决定,却决定了我的命运。

      就凭着这每月十七块五毛钱,我在北大坚持了整整四年。每月除去十五块五的伙食费,还剩两块钱零用。后来学校规定,节余的饭票可以换钱,这样我有时就不吃早饭或晚饭,每月还可再省出四五元钱买点生活必需品。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的罪名是“走资派”和“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他被押送回乡之后,乡里曾派人到北大找到聂元梓,要求把我也弄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说我是富农家的狗崽子,这样的人怎能在北大读书?

        他们的要求被聂元梓拒绝了。聂说,家庭和本人是两回事,只要和家庭划清了界限,就是革命同志。那几年,我都老老实实呆在学校里 ,没敢回一次家。我知道,回去就可能回不来了。

      故乡对我是一个遥远的梦,我爱她的青山绿水,那是我的祖先耕耘和安息的地方。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要是没有人不断地输送仇恨和争斗,而是输送文明和科学,那里该是像奥地利、瑞士一样美丽的地方!

1967年10月,

四位同学在北大毛泽东塑像前合影

      1966年8月17日,毛泽东为北大校刊题词“新北大”。8月19日聂元梓召集成立了北京大学红卫兵组织。后来有一些人反对聂元梓,北大红卫兵出现分裂,形成了“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两个组织。这样北大就出现了两派,开始了武斗,开了全国武斗之先河。

      196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校园里的大喇叭忽然传出聂元梓的命令,说从清华大学附中过来了一批红卫兵,要来北大“破四旧”,喇叭里号召北大红卫兵紧急奔赴校西门,去保卫西门门口的两只石狮子和院里的一对华表。我们紧急出动,手拉手把华表围了起来,在那里整整坚守了一下午。后来听说,那批红卫兵见北大人多势众,没有敢来砸。

        北大西门院里的那对华表与天安门前的那对华表是一样的,是北京仅有的两对华表,无比珍贵。清华大学门前的石牌坊和狮子就是在那时被砸毁的,北京其他地方的古迹文物那时罕有能逃过这一劫的。记得我曾到颐和园去过,在排云殿东侧,看到被砸毁的铜像,一片狼藉,目不忍睹。“文革”中红卫兵挺身护“四旧”,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打人、拘禁人的事不断发生。许多人被隔离审查,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的人多了起来。俄语系朱耆泉老师就被关在我们住的那一层楼,一天清晨就听到窗外“咚”地一声闷响,然后就有人喊:“有人跳楼了!”我打开窗户向下一看,只见楼底下蜷缩着一个人,腿还在抽搐着,鼻孔和嘴流出了血。朱老师是南方人,却长得十分高大,白白胖胖的,他教公共外语,在没关到我们楼之前我不认识他。后来知道除了出身是资本家,他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1967年2月,聂元梓(左1)在北大俄语系欢送到北大搞军训的63军某部离校

      俄语系遭遇最惨的是田宝琪教授,他当过民国政府驻阿富汗使馆文化参赞,1949年拒绝去台湾,绕道香港回到了大陆。“文革”开始没多久他就被隔离了,一天早晨他被专案组叫醒:他的爱人、弟弟、弟媳都死了。爱人是上吊,弟弟是割喉,弟媳是投水……田先生呆站在那里,嗫嚅着:“他们自杀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我,我一定和……他们划清界限……”

      大约是1968年8月中旬,听说邓朴方也遭遇了不幸。他是从42号楼五楼跳下去的,这座楼在我们住的40号楼的右边。我想他走这一步,肯定是出于无奈。十多天后的一天晚上,岑万洪对我说:“邓朴方摔伤躺在医院里没人管,校革委会让各系轮流去照看,每个系两天,咱们系没有人愿意去,要不明天咱们两个人去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两人来到北医三院,在三层楼走廊的一个拐角处看到了他。因为医院不肯收留他,所以把他搁到了走廊里。虽然同在一个学校,我对他也只是闻其名未见其人。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位很英俊的小伙子,尽管脸色苍白,连鬓胡子长得挺长,但浓眉大眼,透露出一股英气。

        邓朴方的眼睛中似乎有些无奈与茫然。大部分时间,只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和墙壁,不说一句话。从他身边来来往往的大夫和护士,没有人愿意看他一眼,好像他是一位传染病患者,避之惟恐不及。一位护士交代我们,每隔两个小时给他翻一次身,怕生褥疮,然后就是接一接大小便。

        我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和邓朴方说话,出乎意料,他没有拒绝。谈话中我们得知,医院没给他做手术,也没进行任何治疗,能收留他就已经是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了;问他为什么要走这一步,他说班里同学全都不搭理他,没人去看他,被关起来之后,有的只是不停地让他交代和揭发他父亲……

        我完全理解,人一旦陷入绝境,要是有人对他说几句安慰开导的话,哪怕是几句,也会唤起他的生的希望,然而却没有!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他说医院撵他出去,过几天他妹妹来接他。听得出,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后悔。多年后我才从报刊杂志上知道,他从医院出来先被接回北大校医院,后来被送到清河福利院,吃了许多许多苦。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清理阶级队伍时,俄语系还有一位被称之为“台柱子”的龚维泰先生自杀了。他的自杀叫许多人背地里唏嘘了好一阵子。他曾在苏联留学八年,学过许多不同专业,业务水平很高,但个人生活能力又非常之差。

        高年级的一位同学向我讲过龚先生的一件逸事。说有一年夏天,烈日当空,气温非常高,龚先生给学生上课却穿了一件大雨衣,真的是挥汗如雨。一些女生心细,课后尾随其至住所,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龚先生穿衣常用“比较法”,衣服穿过往床底一塞,经常忘记洗,需要时再拿出来比较一下,哪一件稍干净就继续穿。那天比来比去,实在没有可穿的了,只好赤身穿上雨衣去上课。

        此后同学们就经常去给他洗洗衣服。凡听过龚先生课的同学都知道,听龚先生的课不仅是学知识,更是一种语言文学美的享受。他爱摆弄收音机,和一些朋友聚会常唱苏联歌曲,因此被怀疑在搞裴多菲俱乐部,是苏修特务。

        隔离审查时,他躺在教学一楼水泥地的草垫子上,晚上用夹在《毛选》里的刮胡刀片割断了颈动脉。看管他的人背对着他打盹,等发现脚下出现一滩血迹时,龚先生已经断气了。龚先生四十多岁才结婚,结婚不到三年就死了,据说妻子已怀孕七八个月了。

      “文革”已经过去了近30年,今天的中年人,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已经淡漠,更不用说青年人了。但对我而言,回忆仍然是痛苦的。现在看来,聂元梓不过是那场悲剧中的一个角色。假如没有聂元梓,还会不会出来什么张元梓、李元梓呢?

 

郑克中 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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