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奇怪我们堕落,但很惊讶堕落得这么快

 

这几日有闲暇,书架抽出《平生六记》又看一遍,此书作者是曾担任《南方日报》首任社长和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曾彦修,2015年3月3日以九五高龄仙逝。一位老报人就算他再有名气,影响也就局限在新闻界,可是他的离去却惊动了政坛和整个知识界,这本薄薄的《平生六记》一时洛阳纸贵,跑遍各大书店,统统脱销,回答都是刚卖完。

跑到南京先锋书店已不抱任何希望:“《平生六记》还有吗?”年轻店员看着疲惫的我竟说:“先生,请等一下,库房还有最后一本,是我们留给自己看的,卖给您吧。”那本经过许多人摩挲的浅绿皮小书终于到了我手上,书有些旧,店员要打九折,我不肯,坚持付了全价。

后来又陆续买了他的《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微觉此生未整人》、以及署名“严秀”的复印本《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其他几本《牵牛花蔓》、《半杯水集》、《天堂往事略》、《京沪竹枝词》不是绝版,就是网上卖高价,说明他真的受到追捧。

曾先生之所以博得大名,除了文笔好,就是他在那个年代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风骨。肃反时,他在权力可能的范围内保护了许多人,甚至挽救了上百人的生命;批胡适,他用沉默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反胡风,他尽力洗刷泼在翻译家戴文葆身上的“脏水”;“四清”时,他又帮助许多人摆脱了罪名;而他最为人称道的壮举,是在1957年,为了完成上级划右派的指标,为了保护下属,利用手中权力把自己划为了右派。

上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当年令人不寒而栗的“反右斗争”,那是个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极端恐怖年代,知识分子个个如履薄冰噤若寒蝉,随时准备被揪出来,带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不要说保护他人,能把自己保住就算不错。一旦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你立刻就成了监外执行的“犯人”,不仅沦为人人避之不及的“公敌”,而且等待你的将是一连串根本无法承受的结果——降级降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妻离子散、劳动改造、发配边疆甚至是永远没有归途的北大荒、青海湖、夹边沟。

就算你侥幸逃脱了“右派分子”帽子,还有“中右分子”、“右倾分子”这样的候补名额在等着你。曾先生在《平生六记》中回忆:“……又过了可能有两三个星期,上面催要右派名单了,五人小组急急议了几次,很难拟定。倒不是大家要划我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报右派,其余四人不大同意……但上面催名单很紧,可王子野、陈原、周保昌、谭吐四人仍久不表态。因为平时关系好,哪里‘反革命’说来就来呢!我说,事情摆在那里,上报得用五人小组全体的名义。久无动静是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卷进去。”

他的逻辑是:我已自投罗网,你们就放过我的下属吧。就这样,为了不整人,为了防止同事们“被卷进去”,曾先生飞蛾扑火般的把自己打成了右派,在那个年代出现这样的举止,他恐怕是中华大地的唯一。自然,他被开除出党,不再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职务。遭此厄运,曾彦修却觉得非常幸运,在《九十自励》诗中有这样两句:“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他说:“身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我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这位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瘦弱的身躯里蕴含着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持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自愿沉沦二十多年。

有人说,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批判性思维,不受任何诱惑,保持一种独立的立场,保持心灵和灵魂的纯粹。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好些都是这样具有风骨的孤傲之人,远有“割股奉君”,死也不当官的介子推;近有根本不吝皇帝的威严,率众“公车上书”的梁启超;还有“管他冬夏与春秋”的鲁迅;当众要求领袖有些“雅量”的梁漱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他们都希望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坚持自己的所思所想。但在这块土地上,只能是陶渊明式的幻想,介子推被烧死,梁启超被迫流亡,梁漱溟倒霉一辈子,陈寅恪偏安东南郁郁而亡,鲁迅先生则被断为“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经过多年驯化,知识分子那根脊梁不是被摧垮,就是被抽掉再也立不起来,所谓风骨已荡然无存。我曾亲见一位算是有名气的教授劝告同事:“老X啊,你在领导面前腰板挺得太直了,你和领导站在一起,个子怎么能比他高呢?你要适当弯弯腰低低头啊。”听了这些语气诚恳的“忠言”,我下巴惊愕得几乎脱臼,原以为既是知识分子,自应有知识分子的风骨,没想到居然是个曲学阿世之徒!中国这块土地太神奇,不仅同化了忽必烈和爱新觉罗的子孙,甚至可以迅速同化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不奇怪我们的堕落,但很惊讶我们堕落得这么快,不过可以安慰的是,不论那个年代多么不堪,至少还有曾彦修先生的风骨在我们前面。

李建平,微信,原标题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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