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永曦追忆恩师杜润生:“守住底线,敢讲真话”



作者简介


翁永曦

       翁永曦,1947年生人,下乡于内蒙古。197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原来生产队插队。1979年,国家对上山下乡大学生重新分配,到《中国农民报》任记者;后调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室副主任。现为企业家,兼任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研究员。上世纪八十年代,翁永曦与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一起被称为“改革四君子”。

 

        谈到杜润生在农村体制改革上的贡献,翁永曦说:“他干了大得人心的事。”说到激动处,他不自觉地轻拍桌子:“杜老教导我们要守住底线、敢讲真话。”“很多政治人物生前死后毁誉参半,唯杜老罕见,连反对他观点的人都很尊敬他,这太不容易了!”

      2015年10月9日,102岁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走了。“兼收并蓄,有办法使歧见趋一致;德高望重,无山头却门生遍九州”,这是门生翁永曦送别恩师的挽联。

 

      上世纪80年代初曾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副主任的翁永曦,离开农研室已30多年,但当他和记者谈起农研室原主任杜润生,眼眸立刻变得明亮。“杜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句话说出了他的心声。

 

      谈到杜润生在农村体制改革上的贡献,翁永曦说:“他干了大得人心的事。”说到激动处,他熄灭了没抽完的烟,不自觉地轻拍桌子:“杜老教导我们要守住底线、敢讲真话。”“很多政治人物生前死后毁誉参半,唯杜老罕见,连反对他观点的人都很尊敬他,这太不容易了!”

 

启动农村改革的“参谋长”

 

      “他受过那么多的委屈,干成那么大的事情。”翁永曦用一位老领导对杜润生的两句评价,作为接受采访的开场白。

 

      杜润生一生,与“农”有缘,因“农”坎坷。他曾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新中国成立之初,他领导中南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曾获毛泽东肯定。他后来撰文提出“土改解除了农民与封建地主的依附、被依附关系”,但是,“土改完成后,向农民给出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成为新的重大问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身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杜润生提出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要一哄而起,这自然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小足女人走路”,“站在富农、富裕中农立场上替他们说话”。杜润生因此离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批判,一晃就是20多年。

 

      1979年,66岁的杜润生迎来了人生中又一个春天。他被任命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分管农村政策研究。“他是站在改革风口浪尖上的人,是启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参谋长。”说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翁永曦仍难掩激动:“杜老获此口碑,首先是因为他干了一件大得人心的事。中国的农民问题,我们党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好。我记得万里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党对农民是有承诺的。要让农民吃饱肚子,过上好日子。”杜润生将此当作自己的使命。

 

      翁永曦说:“杜老不是决策者,是个高级幕僚。上世纪70年代末,他要研究和解答3个问题:一是包产到户有没有显著效果,二是这种形式有没有合理性和普遍性,三是这种形式是否与社会主义兼容。”

 

      翁永曦多次用“用事实说话”来形容杜润生的风格。“很多官员是看领导眼色说话,杜老不是。他组织了一批干部和学者,包括一些体制外有过插队经历的年轻人下去调研。他用‘土地绣花’来形容农民包产到户后的积极性。安徽凤阳县包干到户一两年后,农民从缺粮吃到出现‘卖粮难’。包产到户的效果是肯定的。而且,农业是有生命物质的生产,没有中间产品,从播种插秧到田间管理再到秋收有连续性,更适合家庭承包,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性。”

      “兼容问题很难办。杜老想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中性的词,代替‘包产到户’的说法,这个提法谁都很难反对——因为无论工业、教育、科技、商业,干什么都要讲责任嘛。”

 

      1982年,杜润生主持起草了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用农民兴高采烈的说法,就是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此后他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连续主持起草了5个“一号文件”。

        翁永曦说:“责任制如星火燎原、不推自广。8亿农民不再依附于人民公社,获得了经济自由。这不仅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对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杜老参与的改革,恢复了农民对党的拥护,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得民心,得党心。”

“9号院”的灵魂人物

 

      恩师杜润生也是改变翁永曦命运的人。几十年后,翁永曦依然记得第一次见杜润生时的情景。

 

      1979年10月,翁永曦刚被分配到《中国农民报》当记者。有一天,他奉命将社论清样送到国家农委,请时任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审稿。翁永曦骑车来到农委,走进杜润生的办公室。正在看文件的杜润生抬起头来,“小伙子,我没见过你啊。”

 

      “我刚来报社工作。”

 

      “哦?原来干嘛的?”

 

      “农村插队,八年整、十年头。”

 

      杜润生来了兴趣,撂下笔,直起身子:“时间不短啊,说说,有啥体会?”

 

      翁永曦没思想准备,实话实说:“农村太穷,农民太苦,我觉得国家农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

 

        “这算一条,有第二条没有?”

 

      “有,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万花筒里看世界’,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到了农村才发现,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经济界都只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满’。”

 

      杜润生没再说啥。一个星期后,调令来了——翁永曦被调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后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农研室,杜润生任主任,办公地点在西黄城根南街9号。从此,“9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而“9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


      翁永曦回忆,杜润生曾让他到大学应届毕业生中“招兵买马”。杜润生说:“年轻人没有条条框框,我们部门需要年轻人。”他没规定招什么样人,而翁永曦招来的年轻人让他挺满意:独立思考,敢讲真话,注重实际。

        后来,“9号院”成为“三农”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最高殿堂,也成为中央各部委里思想最活跃、探讨改革最积极的地方之一。王岐山、段应碧、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张木生、周其仁、戴小京等都曾经在“9号院”工作,成为杜的门生。习近平、刘源当年在地方工作时,受聘为农研室的特约研究员,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也常被请到“9号院”参加讨论。

 

宽厚、民主、真放手

 

      “杜老那是真放手、真信任我们这帮年轻人啊。”翁永曦告诉记者:“我刚到农委那会儿,就是个普通干部,有一天,杜老把我叫去说:‘中央准备未来10年向农业投入1500亿,你考虑考虑,拿个方案吧。’我当时就懵了。那时,我一个月工资才46元,那年代1500亿能抵现在几万亿吧。我还只是个科员,上面有处长、局长,杜老就把这么重的担子压过来了。”

 

      “在杜老手下工作,最沉重的是被杜老信任,我们就是玩命也要对得起这份信任。”翁永曦说,农村联产承包制实行后,新华社有份内参,反映内蒙古出现集体资产流失问题。“杜老说,小翁你去,听听周惠同志(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看法。居然让我一个白丁去见自治区一把手!

        我去了,周惠说了三点:情况属实;农民要承包,不能逆着民意;大变革有得必有失。我向杜老汇报时,概括为凡事皆有利弊,‘两害相权取其轻’。杜老点头说,再看一看吧。”这件事被“轻放”,没造成大的影响。

 

      杜润生唯实。翁永曦记得他常说,中国的事不在于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向杜润生汇报工作,翁永曦总结出“三段式”:问题、症结、办法。“哪怕不同意你的解决方案,杜老也会帮助分析,并提出改进的建议。他最不满意的是那种只知道说出问题,等着领导发话的人。”

 

      翁永曦告诉记者,他“这一辈子只被杜老表扬过一次”。但是,“杜老宽厚,跟着他能学到很多东西。”他特别钦佩杜润生的工作作风。“他很注意听取反对意见。那时候农口有几位同志激烈地反对一些改革措施,他在开会讨论时就特意吩咐要把他们请来。听到不同意见,他不会轻易打断对方的发言,总是耐心听完才逐条分析其中的利弊。”


      翁永曦后来被任命为农研室副主任,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后带职到安徽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翁永曦告诉记者,在凤阳时,杜润生依旧关心着他,定期派人送去文件,经常召他回农研室开会。“杜老说,包产到户也有它的问题,要继续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找到受农民欢迎的解决办法。”翁永曦后来离开官场、下海经商,杜润生仍和他保持着师生之谊。

“老爷子就是心宽”

 

      杜润生在工作上一丝不苟,生活中却很“马虎”。翁永曦说:“那时候,我上他家谈事,到中午了老头儿说‘就在我这吃吧’,说完他进厨房了。我想,我得帮忙吧,就跟了进去,一看,老爷子正拎着一口小锅,在里面和面。然后,一手端着锅,一手拿根筷子,把面一截一截拨到灶上另一口开水锅里。煮熟了捞出来,蘸点酱油和醋,我们就这么吃。老爷子说,这叫拨鱼儿,山西的农家饭。过去在太行山打仗,后来‘文革’挨斗,他自己弄饭吃,就吃这个,简单。”

 

      翁永曦跟杜润生去太原出差,晚上逛小吃街。当时条件简陋,挂盏汽灯、摆个桌子就是个摊位。“老头儿闻着家乡小吃的香味就走不动了,说‘咱们吃一碗’。我劝他:‘您看,他们刷碗都只用这一桶水,不干净。’老头儿乐了:‘不怕,天黑,看不见’。”

 

      离休后,杜润生很长一段时间依旧每天看文件,关注着各种前卫的理论。他爱游泳,爱打网球,也喜欢到各地走访、调研。上世纪90年代初,杜润生去广州,看望下海创业的翁永曦。两人晚上散步到一个迪斯科舞厅门口。

        “他说进去看看。里面一个大舞池,听着舞曲他也跳了起来。”翁永曦说着,模仿杜润生的舞姿,先提一只脚,另一只脚蹦,然后换一只脚再蹦。“杜老说,别人跳狐步,他跳的是猴步。”杜润生还唱了首《潇洒走一回》,字正腔圆。听到老人唱“岁月不知多少人间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翁永曦感叹:“老爷子就是心宽。”

 

      每年的7月18日,都有上百人来给杜润生庆祝生日。有一次,王岐山自己开着车来了。“我是中午‘逃’出来的,因为实在想见见杜老和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95岁后,杜润生的听力和记忆力都衰退了,常年住在医院,但内心依然关注着农民的利益。

 

      杜润生去世后,翁永曦赶去家中吊唁。“我们都以杜老门生为荣。人生能有这样的良师益友,太幸运了。”他提到,杜润生九十大寿时,弟子们曾在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相聚。那一次,杜润生提到了自己一直惦念的两件事:“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这两件事,也是杜润生对后辈们的期待。


《环球人物》,记者凌云、张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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