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乔生:五类分子的子女

作者简介

 

 

导读:

歧视五类分子(有段时候是七类)的子女,从一出生就把他们打入另册,用种种不正当手段压制他们的发展,是一种粗暴的做法,是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野蛮侵犯,是皇朝历史上等级压迫的延伸。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种野蛮做法在中国都大行其道。

反思历史上的误区,挖出它的根源和现象,匡清思想,是为了在当下更好地实行人权和人道主义,实行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念。

本文将高度重视另一个现象,并予以描写。那就是,即使在错误政策的高压下,即使在大多数人都对五类分子的子女敌视、压制之时,老百姓中依然有不少人(包括某些干部),对他们予以帮助和同情,充分显示了人性中的善良和正义没有完全泯灭。同时,部分五类分子的子女的一些特殊的人格特征,和他们的绝境中的挣扎和反抗,都将引起我们的关注。

  

1971年冬天,我去吉林农村,看见村里一个小男孩,大概八九岁,他拖着鼻涕,衣衫褴褛,十分龌龊,脸上带着恐惧和惊惶。有人告诉我,这是小地主。我推算,按他的年龄,至多是地主的孙子。我看见,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欺凌他,把痰吐在他脸上。

我的灵魂在颤抖。

在我的故乡上海,人们只骂我是资产阶级的狗崽子,没有人叫我小资本家,在农场,他们还是称我知识青年。这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我还远没有真正地坠入地狱,我至多是在地狱的边缘行走;而在那些愚昧落后的地区,黑暗是那么地浓重,受苦受难的人们还在不见阳光的深渊挣扎;而雨果的巨著《悲惨世界》的警世意义还远没有过时。

今天,当我坐在电脑前,开始写这篇文章时,当我反复考虑这种写作还有没有意义的时候,那个可怜、龌龊的小地主就一再出现在我的眼前,犹如一声响鞭抽在我光着的脊梁上。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暴君,焚书坑儒,残暴地屠杀知识分子,毁灭文化,但时至今日,还有人鼓吹他是千古一帝。元朝统治华夏的时候,人分四等,汉人是第三等,南人是四等,都是最低等级,和牲口一样任人奴役。还把职业分成十个等级,妓女是八等,读书人是九等,还在妓女之下。

把五类分子(俗称黑五类)的子女打入另册的做法,不过是元朝等级制的延续和复活。历史已经行进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这种野蛮做法什么时候得到过真正的揭露和批判呢?难道我们应该把这巨大而深刻的历史现象轻轻放过,对它在国人心目中的血痕也刻意粉饰,让它的阴魂藏在皮袍之下,继续发酵,有朝一日重新冒头害人吗?

联想到当下,文革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是替文革翻案的呱噪之声不时冒出,有时甚嚣尘上。这些都告诉我,写此文很有必要。

我想,一个人,做下某件事情,不论是好是坏,如果他是一个成年人,那么,他应该做好承担责任的准备。但是,五类分子的子女完全不一样,从他们降临人世,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哇哇哭几声,就已经列入了另册,就已经按上了父辈的罪名。这和联合国宪章所说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原则,有一毛钱关系吗?说穿了,其实质就是皇朝的诛九族,夷三族。不同的是人类的文明已经进步了许多。

不由回想起我的少年时代。我的小学和中学,都在上海的徐汇区,这是上海相对富裕的区。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同学中间,家境好的并不多,除了资产阶级、高级职员、国家干部之外,大部分家庭都过得十分清贫,工人、城市贫民的日子不好过。至于五类分子,更是不堪,我去过几个同学家,一家是右派,我的同学在家中是老大,他下面有五个弟妹,像一堆小萝卜头。他说话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人似的。

那时候我们班排话剧《红岩》片断,就有同学说,你说话这么轻,讲台词下面都听不见。他说,是呀,我不演角色,就替你们做服务。于是,好多琐碎的事交给他,他从来不抱怨,只是默默地做。他的父亲原是一个小企业主,不是知识分子,也没说什么太出格的话,却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教。只靠母亲微薄的工资,养活6个孩子,我想像不出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上他家里去,只要遇上吃饭,桌上就只有一碗青菜。

另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他们兄妹两个,母亲卧病在床,一天我上他家里去,真正领教了什么叫“家徒四壁”,像是被大水冲洗过。这同学身材亭匀,跳绳特别厉害,能连着跳出十多个双飞,甚至还能跳出三飞,全班只有他一人会跳三飞。今天我回想起来,惊讶的是,那男同学英俊的脸上始终有一种光亮,像是自信,像是不甘,我始终不明白,在那样的外界和家庭环境中,他要有怎样的意志和底蕴,才能脸上有这般的亮光。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他的父亲在抗战时参加了国民党的远征军,在缅甸和日本兵进行了殊死搏斗。

现在我的儿子,他们的食品是那么丰富,鱼肉龙虾都是家常菜。我和他们说起我那时的情况,他都不愿意听。我不由陷入深思,想到的是代沟、记忆和苦难。

今天我要说的是,当时孩子们中间没有隔阂,不管是资本家出身,还是右派、反动军官的子女,还是工人、城市贫民出身,大家都是一样的孩子!都有一颗天真尚没有受到玷污的童心,关系好得很,家庭出身没有在我们之间划上鸿沟。那时我们玩的大概区域,北起淮海中路,南到建国西路,东起陕西南路,西到衡山路,中心地带是永康路上的外国弄堂。这是我们的领地!我们玩官兵捉强盗、刮香烟牌子、打弹子、斗蟋蟀、踢足球,无拘无束,忘乎所以!孩子的天真、活泼消融了一切阶级概念。太阳西下了,我们回到各自或富裕、或清贫、或家徒四壁的家庭中去。

我描写的这一段,完全属实。我是想说,童心不产生阶级歧视,哪怕一个家庭吃的是鸡鸭鱼肉,另一个家庭吃的是泡饭咸菜,如果没有外来思想的灌输,他们不会自发地产生阶级仇恨。并不是因为一家过得好了,另一家就为此要受苦,两者不构成因果。五十年后,我们一些同学聚会,对此都有真切的认识。

孩子们很无辜。只是由于阶级路线的强行贯彻执行,才在中小学生中造成了分裂。人性中潜伏的恶被错误的政策发掘出来了,煽动起来了,才产生了后面的红卫兵,有了令人心痛的学生斗学生,学生斗老师。

 

在这篇文章中,我并不想简单地呈现苦难,这是谋篇时候就想好的。如果仅写黑五类的子女遭受的不公和坷坎经历,不是不可以,而是因为已经远远的不够了。所以,我放弃了许多单纯的苦难描写,我要表现的是苦难中的人性光亮,是五类分子的子女中的一些特殊性格和他们的苦闷徬徨,以及一些有爱心的人对他们的暗中关怀。

成的父亲是个历史反革命,早早就去劳改了。但是家庭出身并没有让他成为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反而使他变成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一个要强的人。他右手坏了,就用左手学习击剑,竟然一剑成名,取得了南京市的青少年击剑冠军。高中时又因为谈恋爱,初尝禁果,受到学校的处分。在许多学生的眼里,他太出格了,太惹人注意了,简直就是一个刺头。

文革开始了,当众人都知道此人的老爹是历史反革命时,一些革命干部子弟、红五类子弟的血开始沸腾了,再不能让他嚣张了,一定要把他的反动气焰打下去。他们斗他,批他,把他的脑袋重重地压下去,然而他一再把脑袋抬起来。他引用党的政策,出身不能选择,重在政治表现。他把当时革命理论中对自己有利的都搬来了,他的口才太好了,又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几乎出口成章。他说毛泽东不是出身贫农,却成了伟大的领袖;周恩来也不是工农出身,却成了一国总理。你们有什么理由仅用出身一条,就要压制我们的革命热情?他不像是替自己辩护,倒像是发表热情洋溢的广场宣言,他的对手理屈词穷。

他们当然不甘心失败,就拼命地打他,他拖着伤痛的身子回家,想来想去不对,只有针锋相对。于是,他也成立战斗队,都是和他玩得来的同学。一次和对方发生了激烈的武斗,用的是皮带和课桌椅的木腿。军管的部队闻讯赶到,把他们全抓起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填表,其中最重要的一栏就是家庭出身。对方组一个一个填,写的都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而成一点不含糊,在出身一栏里写上“反革命”三个字。

边上的同学看呆了,他是何等的豪气,何等的潇洒!

不由想到了我的经历。那个时候我也不甘心,也出去写大字报。就有个别干部子弟特别恨我,凭什么资产阶级狗崽子也要造反?他们袭击我,用皮鞭抽我。还扬言要来砸我的家。那天晚上,五个同学就聚集在我们家的底楼,父母和弟弟妹妹就在楼上睡觉,我想他们肯定睡不着。我们也准备了皮带和木棒,一边印传单,一边等着他们。窗外的天穹上,悬着尖尖的月亮,像一枚银钩子,勾住了我的心。

这个情节被我写进了1981年发表在《小说界》的我的中篇处女作《月亮圆了》里。

那晚他们没有来。

成的其他行为也让人刮目相看。他下乡了,但很快就离开,他看准了一件事,养蜂。户口没地方落,干脆不要了。没有了户口,粮票、油票、布票、肉票,十几种票统统没有了,他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黑人”。其实不可怕,他最多时养了近百箱蜜蜂,还租用了卡车,夏天去北方,冬天回南方,他和蜜蜂一样辛勤劳作。他做了十多年的黑人,活得自在、滋润。

我以为,这种反抗的姿态十分迷人。

现在,他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晚境,却有了舒适的环境。有意思的是,他还和昔日武斗的高干子弟成了朋友。这说明,经过历史的淘洗和演变,大多数人都能回归正常的人性,宽容之心隐藏于人的灵魂深处。

接下来这个事例,就有点可悲。

我听说过不少当年对待地主的一些残忍、可怕的做法,这里我不想把它们写出来,还是写他们的子女们吧。

一个干部,参加革命几十年了,已经有相当地位了,可是他心中却被一事苦苦纠缠着。因为他的母亲,一个逃亡的地主婆在他的家中。他的父亲,当年的地主在土改中死了,母亲没死,却无处藏身。他怎么不怕受牵连?但这是有养育之恩的生身母亲啊,犹豫再三,他把她接到自己家中来了。

接下发生的我们可以想象,接连不断的运动让人目眩,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曾经发表过一些不适当的言论,整肃、批判、高压,他被举家迁出省城,迁往偏僻地区。他受到的处分要远远大于家庭出身好的干部,而且组织上知道他家中藏了一个地主婆。

他无数次地追问自己,如果当年不把老母亲接来家中呢?如果现在再把老母逐走呢?他的心一次次发硬,又一次次发虚。在伦理和革命之间,在大义灭亲和亲情之间,他无数次的徘徊、犹豫、纠缠。他知道晚了,现在即使把老母逐到大街上去,也晚了,几十年过去了。但是,母亲在他眼里变了,已经不是慈祥和蔼的老母了,而变成了青面獠牙的恶鬼。他的眼睛出问题了。他把外界所给的歧视、压迫全化成了怨气、怒气,发泄到生他养他的母亲身上。从来给母亲吃残羹剩饭,还不许热一下;对母亲说话从来是恶声恶气。母亲在床上躺两天了,他扔下的话是,死不掉的……

局外人看了都心酸。我不知道是老母亲忍受这种虐待好,还是当初就不去接回来,让她直接死掉,哪种方法对他的母亲更好呢?

这种由儿子亲手制造的地狱,她的后半生一直在忍受,直到她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里我要写一个有爱心的女人。黄是一个基督徒,文革前,她常去教堂做礼拜,后来教堂关掉了,她就在家中默默地祷告。

她住在一幢老式房子的三楼,房子的结构很好,就是烧饭要到底楼灶间去,有点不方便。二楼住了一家人家,姓施。男人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官员。黄年轻的时候,曾经遭到流氓欺负,实在摆脱不了,就向施先生哭诉。施先生面孔白白的,很斯文,也没有多说,只说你放心吧。流氓就此不来纠缠了。她心里感激施先生,随即和施先生的太太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搓麻将。

后来,生活发生了变化,施先生被抓走了,黄鹤一去不复返,死在监牢里。麻将也不准搓了。施家有一个儿子,叫小果,小果是遗腹子,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而黄孤身一人,又没有孩子,所以黄很喜欢施家的儿子小果,常常把他带到三楼自己家里,给他吃饼干,吃香榧子,看小人书。有时小果在她家玩,一玩就是一下午。

再后来,文革爆发了,里弄里天天敲锣鼓,敲到哪家,哪家倒大霉。终于敲到施家了,他们家一切东西,红木大橱、红木床、八仙桌、梳妆台、旧沙发、落地灯,全都被抄走了。小果和他的妈妈也被扫地出门,住进一间亭子间。6平方的房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竹床,一只马桶,一只钢精锅。他们呆坐到天黑,才想起烧一锅粥。

天全黑了,小果和妈妈躺在竹床上,眼睁睁看着天花板。有人敲门,小果听见了,却不敢动,还在轻轻地敲。妈妈爬起来了,开了门,是黄,她翘起一根食指放在嘴唇上,右手提一个笼搁,打开,里面是一小碗红烧肉。她小声地说,趁热吃。香味钻进小果的鼻子,这是他一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红烧肉。

黄是中学老师,这一年退休了。小果的妈妈在生产组领了商标纸牌来穿,穿一百张得3分钱。每次她领来牌子,黄都要拿走一半。穿啊穿,施太太在简陋的亭子间穿。从鸡叫穿到鬼叫。穿啊穿,黄在三楼自己家里穿,有时候忘了烧饭。都是为了让施家母子俩能活下去,为了小果有钱买衣服,买书本和作业簿。妈妈的眼睛越来越坏,戴上老花镜也看不清纸牌上的小孔了,她不停地咳嗽,佝偻着背,摇摇晃晃,好像随时要倒下去。终于有一天,妈妈倒下了。黄赶来了,施太太拉着她的手,说,好姐姐,在世上,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我奔黄泉路,最放不下的是小果,我托给你了。

黄不停地抹眼泪,说,好妹妹,你说什么呀,好好养病,会好的……小果是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孩子呀。当年我被流氓欺负,还是你家施先生解救的。

施太太还是撒手走了。不多久,喇叭里天天叫上山下乡。黄心里很烦恼,她想,施小妹是把小果托给我的呀。她拉着小果的手,到居委会去了。居委会主任见了有点诧异,你和他一起来干什么?

黄说,我想,我想……主任说,你说话干脆点,你想干什么?

黄却有些难为情的样子,这个孩子没有父母了,我也没有孩子,想把他过继过来,做我的儿子。

主任眼睛张大了,你脑子昏掉了,他的老头子是历史反革命。你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

黄说,小果是孩子,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我想,过继过来,我身边就有个人照顾。

主任连连摇头,我明白了,你是想让他逃避上山下乡,是吗?老阿姐,你脑子要清爽点,上山下乡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谁敢违抗?

黄灰溜溜逃回来了,心怦怦跳了半天。小果下乡去了,因为出身黑五类,建设兵团没有资格去,到黑龙江的农村去插队落户。

临行前一天,黄烧了晚饭,叫小果来吃。黄烧了红烧肉,说,吃吧,吃吧,以后没有办法给你烧了。小果吃了一块,放下筷子,黄还是叫他吃,她坐在边上看着,眼里噙着泪,愁肠寸断,直到他吃得一块不剩。

从此她们天各一方。黄不死心,还是跑到居委会去,一次又一次,主任也有点感动了,说,门槛都要被你踏平了。你就把申请信放在这里吧,你放心,我会替你送上去的。

一晃九年过去了,文革结束了,小果还在乡下修地球。一天他接到一封信,同时有一份电报。看日期,信先寄出,电报是十天后发来的,但实在山高路远,交通不方便,又是大雪封山,他收到电报已是五天之后了。小果先看电报,上面写,思念,速回。再拆开信看,黄写到,上帝保佑,居委会主任今天对我说,我的申请书上面批了,因为我们申请得早,同意我们过继了。我终于可以叫你一声儿子了。我对得起你的姆妈施小妹了……

小果又惊又喜,又有隐隐的不祥的感觉,她叫我速回,是不是有什么事?他连忙请了假,往上海赶,山高水长,他走了整整三天,才回到上海。没想到黄已经溘然去世了。居委会主任到家里来,拿了一张批文给他,说,黄老师不容易啊,那个时候天天来找我,好像这桩事办不下来,她不活了一样,真是菩萨心肠啊。我也被她感动了,居委会也帮了不少忙。

小果攥纸的手索索发抖,对着黄的照片,扑通跪下来,撕心裂肺地喊出:姆妈!

主任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太伤心了。听说政策已经下来了,知青都要返城了。以后你回来,可以住黄老师的房子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黄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女人,她做的每件事也都是平易世俗的,然而,我们读她的故事,不觉得怦然心动,热泪盈眶吗?她让受伤的受欺凌的心灵得到了抚慰,让一切在人的尊严面前虚假、做作的行为黯然失色。

我到黑龙江农场时,是文革的中期,那时候黑五类的说法以已经扩大到黑七类,他们的子女还受到各方面的限制和歧视。我是一个敏感的人,只要提到出身,我就焦躁不安,好像有烧红的烙铁移向我赤裸的胸脯,好像紧箍圈套上了我光洁的脑门。然而,就因为我写过一些不成样的小说,在知青中传递,场部宣传科的头就下了一纸调令,调我去宣传科上班。一时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要知道我们农场先后来过近2万知青,上海天津哈尔滨,有才有德的高中生不计其数。而我只是一个初中生,又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一个黑七类的子弟,他们却没有顾忌选用我。

我感激他们,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是他们给了我自信,给了我勇气。即使在错误政策的高压下,仍然有人显示了他们人性中的善良和正义。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文件,摘除地主、富农的帽子,他们的子女的家庭出身也相应不存在了。这也包括给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摘帽。但是,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熬过了漫长的岁月,还活在人间,熬到了他们摘帽的一天?没有见过统计数字。

2017年,圣诞来临之际,有人呼吁抵制洋节。更多的人却在感受天主之爱,人类之爱,人间之爱。

有文章说,明朝皇帝曾经问徐光启,为什么华夏五千年这么多先贤和宗教都不信,偏偏要信外来的洋教?徐光启答说,因为天主提出的要爱“仇人”、“照顾最小的兄弟”等思想,不可能来自人,一定来自于真神。(其实在基督教的早期,也经历了血腥的杀戮和战争,后来一步步进步发展,才有了今天的精神面貌。)

反之,把同胞分成等级,并对一部分人及其子女予以歧视、加害,也一定不来自于人,而来自于人类中的魔鬼,来自于专制和愚昧。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雨果写下了《悲惨世界》这部伟大的作品。它的卷首语说: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三个问题——贫穷使男人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某些地方还发生社会的迫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我以为,当歧视人迫害人的荒谬还没有被彻底批判、清除之时,人们追求的自由、平等还没有真正实现之前,我这样的文章也不会是无益的。

 

        写于2018年1月4日

 

原载作者微信公号虚构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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