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披露上海锦江饭店“电梯事件”内幕

 

左起中共“十大”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央委员徐景贤、中央委员王秀珍

1967年初,张春桥、姚文元分别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和组员的身份,返回上海指挥夺权。他们到了上海没有几天,就被关进锦江饭店的电梯里,弄得不上不下,足足被关了28分钟。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锦江饭店“电梯事件”。因为锦江饭店是涉外单位,当时内部又强调保密,所以对这次“电梯事件”的内幕详情,外界鲜有人知。

张春桥、姚文元到达上海以后,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今兴国宾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般不在住所见客,而是到外面另找地方进行活动。他们先到武康路二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接见了我和联络站的成员,并且宣布市委联络站就是他们的工作机构,日常的会议都在这里召开;至于一些重要的活动,他们安排在茂名南路锦江饭店进行。在他们看来,锦江饭店是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当然是靠得住的:所以;1967年1月9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都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来到锦江饭店,进入北楼八楼的套房内找人谈话。

 

谁知道,锦江饭店早己不是安宁的“世外桃源”了,有一批职工也打出了“造反”旗号,和王洪文的“工总司”卢湾区指挥部(简称“卢指”)挂上了钩,在饭店内的名称是“革联会”。

 

锦江“革联会”的少数头头,在“造反”之风的煽动下,1966年12月初就在锦江饭店里制造过“停电事件”,影响很坏。之后,他们又挟持饭店的负责人同去北京,要求周恩来总理接见,承认他们的行为是什么“革命行动”,结果当然没有达到目的。

 

这些人返回上海以后,开始酝酿夺权,所以急于为自己的组织制造舆论。他们得知张春桥和姚文元此刻来到锦江饭店,正中下怀,想乘机要求张、姚接见,以便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张春桥与姚文元

“革联会”电梯“逼宫”

 

“革联会”的头头汤某,年纪还下到二十岁,原来是锦江饭店门房间的警卫,“造反”以后当上了头头。他见张春桥、姚文元进了八楼套间,就要楼里服务员在送茶水的时候,递一张纸条进去交给张、姚,希望他们事后能接见“革联会”的代表。

 

张、姚正忙后找人谈话,看了一下纸条,因为事先没有安排这一活动项目,也就不予置理,继续和人交谈。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给答复,知道正常途径无效,就想出了“逼宫”的一招--迫使他们答应接见。

 

过了几个钟点,张、姚找人谈话结束,跨出八楼套房,张春桥便对随身警卫员大老李说:“回去。”大老李早已作了安排,让张、姚进入停在八楼走廊里的电梯,自己和另一个警卫员跟了进去。当时,锦江饭店的电梯还是老式的需要人开的拉门电梯。

 

电梯门关上了。电梯里有一老一青两个开电梯的人,张、姚并没有在意。只见那个年轻人把扳手一扳,电梯不但没有往下开,反而缓缓上升。张、姚和警卫员还没有反应过来,电梯已经停下,停在九楼,电梯门“咔啦”打开,只见门口站着一群人,为首的就是锦江“革联会”的头头汤某。

 

原来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睬他们,就让“革联会”一派的青年小钟,直接进入电梯,叫开电梯的老周靠边,由他们一派掌握开关。当张、姚一旦进入,他们偏不住下开,而是往上开到九楼,企图造成既成事实,强要张、姚同意接见。

 

汤某在电梯门口向张、姚发出了“邀请”:

 

“我们已经在九楼准备好了会议室,请首长出来接见锦江‘革联会’的代表。”

 

张春桥正在纳闷,这一下子才明白过来。他突然沉下脸,生气地说:

 

“你们怎么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对待我们?!”

 

“我们怕首长走掉,所以事先没有告诉,希望首长谅解,能够接见我们。”汤某回答。

 

“我们今天回去还有事。再说,你们要求接见也得等我们的安排。”

 

张春桥忍住怒气,想早点脱身,所以使出缓兵之计。

 

“我们的事情很急,已经到北京上访过了,周总理说上海的事可以找你张春桥同志,所以希望今天就能接见,只争朝夕嘛!”汤某等人不肯让步。

张春桥与姚文元

“你们这种做法简直是搞突然袭击!我们不能见……”张春桥看软的一套不行,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中央文革首长不要怕群众嘛!出来谈谈有什么关系呢?”汤某旁边的“革联会”其他成员开始冷嘲热讽了。

 

“你们这样做算什么‘造反派’?我们不愿意接见你们,这总可以吧,我们走!”张春桥向警卫员大老李示意。

 

“不接见就别想走!”这时,“革联会”一派开电梯的小钟,猛然把插在电梯扳手旁边的钥匙上锁后拔了下来,扔进了在电梯走廊里的一只仿古瓷器大花瓶里。

 

“当……”钥匙掉进了大花瓶的底部,大家部怔住了,电梯内外的气氛紧张起来。

 

“你们这是搞绑架还是干什么?!”张春桥气得睑孔涨得通红,大冷天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

 

“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就是要求首长接见,见了就让首长回去。”汤某见事已至此,只好坚持到底。

 

“不见!”张春桥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时,站在电梯里一直没有作声的姚文元开腔了: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春桥同志?他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应当尊重他的安排。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

 

姚文元在“文革”前文章写得很多,公开露面却很少,也难得到锦江饭店来,所以饭店的大多数职工都不认识他,他帮张春桥说话以后,“革联会”中有一个青年服务员小王,正好站在电梯门口附近,见这个胖笃笃的、穿着臃肿棉军装的中年干部,居然也大模大样地批评起“造反派”来,满腔火气涌上心头,他指着姚文元的鼻子大骂:

 

“你算老几?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的事?”

 

小王的食指几乎戳到姚文元的鼻梁上,警卫员大老李赶紧把他的手挡回去,严厉地说:

 

“你想干什么?你不认识这是姚文元同志吗?”

 

“噢,那我们要求张春桥、姚文元两位首长一道接见。”旁边的人跟着起哄。

 

张、姚固守在电梯里兀自不动。另一个警卫员气得想要拔出枪来,张春桥怕吃眼前亏,使用眼光制止了。双方僵持不下。张、姚在电梯里足足被关了二十八分钟,最后,还是由警卫员大老李出面打圆场,让锦江“革联会”的头头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说是回去后“请首长另行安排接见”。而“革联会”的汤某等人,见对峙下去不可能达到目的,怕事情闹大了后己不利,同意作出让步,终于从瓷器大花瓶里取出钥匙,开动电梯送走了张、姚……

张春桥与姚文元

张春桥“秋后算账”

 

张、姚回到兴国路招待所,怒气冲天,耿耿于怀。因为他们刚到上海才几天,就尝了这么一个“下马威”,“中央文革”要员的威风扫地,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他们赶紧把我找到兴国路招待所,要我派出得力的调查组去锦江饭店,进行调查、整顿。张春桥还专门关照:

 

“我看背后有长胡子的人!要特别注意。”

 

张春桥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想担当整“造反派”的罪名,而想进一步揪出在背后进行挑动的“走资派”。

 

我接受这项任务以后,指派和我在市委写作班一起“造反”的亲信朱某,带了一个市革会调查组进驻锦江饭店,作了较长时间的调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以朱某为首的调查组在锦江饭店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当场点了“革联会”头头汤某等人的名,并根据张春桥谈话的“口径”,指出当时已参加工作的锦江饭店总支副书记赵某,就是“躲在背后的长胡子的人”,也是这次“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首长”的“电梯事件”的“后台”。

 

过了一年多,张、姚仍然不能忘怀这次电梯“受辱‘事件,他们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此事。姚文元说:“真是怪事,胆大妄为,对‘中央文革’缺乏感情,算什么‘造反派’?”张春桥说:“说得不客气一些,性质完全是绑架,背后长胡子的人还没有查清楚!”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张春桥已经在上海实现了全面夺权,平息了“炮打”,站稳了脚跟,他觉得时机已到,决定重新算账,就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公开讲了锦江饭店的“电梯事件”,并且声称“我看锦江饭店有坏人!”下令彻底清查。

 

随着张春桥的一声令下,锦江饭店“革联会”这个组织全面垮台,六个头头全部被关进“文攻武卫”指挥部进行审查,至于那个指着姚文元鼻子痛骂的服务员小王,还有那个开电梯、拔钥匙的青年小钟,也免不了遭到“文攻武卫”打手的一顿拳打脚踢。

四人帮

 

最倒霉的就是“电梯事件”的策划人汤某,他足足被关押了八年左右,还害了严重的肺病,差点送掉性命。他终于明白了一条道理:“造反派可以造别的大人物的反,就是不能造口口声声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的反!”

 

可惜,他明白得太迟了;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徐景贤 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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