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活於永恒的抗爭:《戰雲密報》後傳

電影《戰雲密報》尾段,《華盛頓郵報》出版人嘉芙蓮.格拉咸(Katharine Graham)不惜押上家族生意和榮譽,也要伸張新聞自由,刊發報道「五角大廈文件」的文章。幸好美國最高法院裁定該報得直,及時解除政府禁制令,也完美示範邪不能勝正的道德訓誨,該是大團圓結局了。

就在新聞自由勝利圓滿閉幕之際,片中又驀然閃出「水門事件」的場景才作結。看來是寓意「五角大廈文件」一事結束,噩夢並非從此煙消雲散,新聞自由也沒有一勞永逸,只能存活於永恆的警覺、不懈的抗爭之中。

美國政府當年敗於最高法院手上,其實只限於不容許事先限制(prior restraint)報章出版內容,除非能證實內容會帶來即時和不能彌補的損害,卻絕不等於事情就此罷休。政府不能再以禁制令干預傳媒運作,但時任總統尼克遜依然鍥而不捨、努力反撲,一面以其他法律手段對付泄密者、記者,以違反《間諜法》及盜取國家財物等罪名起訴,一面組成渾號是「水管工人」(Plumbers)的特別部隊,以非法手段截聽或闖入私人地方蒐集證據。

不過,尼克遜機關算盡卻弄巧反拙,他的「水管工人」闖入泄密者艾思堡(Daniel Ellsberg)的心理醫生的診所蒐證,加上聯邦密探非法竊聽艾思堡的私人對話等等,令法院忍無可忍,撤銷一切控罪。同時,政府打算以串謀違反《間諜法》的罪名,控告首先取得「五角大廈文件」的《紐約時報》記者,最後不知何故,只好不了了之。儘管節節敗退,尼克遜在另一宗最高法院的判案中找到慰藉,就是大陪審團傳召記者出庭作供,他們沒有不作供的特權,法院對不合作者可判藐視法庭入獄。可惜為時已晚,尼克遜到最後也無法整治傳媒,反因報章揭露「水門事件」而黯然下台。

執政者稟性難移

傳媒眼中的「壞蛋總統」敗走,但執政者為管治方便而犧牲真相的本性卻沒有變質。特別在2001年「9.11」恐怖主義襲擊之後,美國政府——包括以開明形象見稱的前總統奥巴馬——都慣常地以「國家安全」之名,重施尼克遜的故技,以上述3種法律手段,加上檢控的恐嚇,一而再堵截新聞自由。

在新千禧年代的頭8年,布殊(George W. Bush)政府連番出手打擊新聞自由。例如,《紐約時報》打算報道布殊政府不理法律規定,未取得法院同意便擅自截取電話和電郵,政府獲悉後,明知禁制令無效,便警誡《紐約時報》此舉猶如「雙手沾滿鮮血」,因為報道令恐怖分子知道被監察而提高警覺,並且威脅以串謀違反《間諜法》予以起訴。但報道見報後,政府再無行動。當《華盛頓郵報》報道中央情報局在外地開辦監獄,以酷刑審訊恐怖主義分子疑犯,美國政府亦施以同樣恐嚇,當然不得要領。

不過,傳召記者要求供述消息來源,卻頗為奏效。《三藩市紀事報》兩名記者根據大陪審團證供,查出一些職業壘球員服用違禁品,美國政府立即傳召記者供述消息來源。記者拒絕合作,被判藐視法庭。幸在入獄之際,消息人士自行現身,才免兩人牢獄之苦。不過,《紐約時報》一名記者卻沒有這麼幸運,她因為拒絕供出受訪者身分,而入獄85日。

到了奥巴馬年代,美國政府對泄密者的檢控更多、更快。他上任前,歷來只有3人因泄密被控違反《間諜法》,而他第一任期內已告了6個泄密者,其中大部分向傳媒爆料獲罪。細看案情,大都是揭露政府醜聞的「吹哨者」行為,多於報道後會影響國家安危的秘密。

例如一名國家安全部門的官員,向報章指出該處發展的機密截聽系統浪費公帑,數目達10億美元以上;中央情報局僱員向《紐約時報》供述,指美國通過一名俄羅斯歸降者向伊朗發布假資料,以拖延其核武計劃,但給伊朗看穿,有關計劃亦如期完成。再如一名外交部門的顧問向電視台表示,聯合國制裁行動將引致北韓以核試回應,以至軍隊情報分析員Bradley Manning將大量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資料,加上一些外交電報,交給「維基解密」,再轉送歐美各大報章發表。凡此種種,無疑都聳人聽聞,頻頻披露美國政府犯錯,亦令其尷尬難堪;但若說「危害國家安全」,未免相去甚遠。

轉出新聞自由的金光大道

回頭再看公開「五角大廈文件」的影響。1971年,尼克遜政府律政專員Erwin Griswold為起訴《紐約時報》,報稱有關報道在11處地方會對美國安全造成巨大而無法彌補的損害,但15年後亦坦白承認,其實他從未發覺發表那些文章對國家安危有絲毫影響。甚至尼克遜在回憶錄也認為,「五角大廈文件」有95%早該解密,他只是恐怕有1%內容公布後會危害國家安全。他當年對兩大精英報章仇深似海,較同情的理解,恐怕又是「屁股決定腦袋」,與奥巴馬上台後由主張管治透明到加強檢控泄密者,只是程度而非本質的差別。

《紐約時報》當年的副主席和法律顧問葛德(James C. Goodale)在其「五角大廈文件」專著中甚至認為兩名總統不相伯仲:尼克遜用來打壓新聞自由的法律手段,奥巴馬統統用上。再到特朗普對媒體的敵意宣之於口,歷史看來轉了一圈,回到50年前尼克遜就任總統的時候。

因此,《戰雲密報》或者「五角大廈文件」,與其說是循例宣揚「公義必勝」,好向美國總統特朗普示威,倒不如視之為近半世紀以來,政府審查與媒體抗爭不斷博弈的歷史序章,在劇力萬鈞的光影背後,看到無法迴避的政治角力,以及角力所需的力量、遠見和博弈。

新聞界要擁抱自由也別無選擇,作好專業、政治、法律的準備後,便該勇往直前、「只有起點沒有終點」地走下去。最後路直路彎,留待他日回望、任人評說好了。就如格拉咸夫人當日戰戰兢兢的決定,在那時誰可說得準,原來可以轉出新聞自由的金光大道?

杜耀明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退休教師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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