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惠台31」會改變台灣人的政治認同嗎?

林泉忠

在北京「兩會」召開前夕,國台辦於2月28日公布震撼台灣社會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下稱「惠台31」)。該31項惠台措施的出爐,是習近平時代「兩岸融合發展」方略的具體表現,也是筆者較早前在本報指出的北京在新時代以「實力主義」思維處理兩岸關係的體現(〈實力主義——習近平時代對台政策新思維〉,2017年12月11日)。對此,台灣陸委會即時「以利益換取台灣的政治認同」作出回應。究竟「惠台31」一旦落實,是否會提升台灣民衆對北京的政治認同度,乃至於最終改變台灣社會的「國家」認同?

「全方位惠台」與「單向式融合」

檢視「惠台31」的內容,涵蓋兩大範疇:(1)給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2)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倘從北京的對台政策的思維來解讀,整體而言有以下兩大特徵。

其一,一改過去「局部惠台」的印象,突顯「全方位惠台」的新意。2014年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學生及社會不滿的源頭之一,是批評之前兩岸簽署的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及大陸的一些惠台政策,實際上只讓部分大財團受益,並未惠及所有台灣民衆。「惠台31」正是針對此一「負面」印象,內容涵蓋台灣社會各個領域、不同階層的利益範圍。

其二,突顯現階段的「兩岸融合發展」,仍停留在「單向式融合」。正如內文所揭示的「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惠台31」的絕大部分內容,目標在於吸引台灣人到大陸來發展,融入大陸社會。由於缺乏台灣政府的支持,「單向式融合」的特點之一,正是繞過台灣政府,以「國民待遇」作號召,直接吸引台灣民衆。

「惠台31」在現階段最受台灣社會議論的,是如何落實的問題。目前「惠台31」僅停留在國台辦發布的規範層面,雖然國台辦說明該31項措施已事先與各部委溝通,然而是否具法律位階效力、各個具體單位如何落實,仍不明朗。

再者,有些措施項目語意並不清晰,而有些倘無台灣行政單位的配合,根本無法實施。

以第3項「台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可牽頭或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申報,享受與大陸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同等政策」及第15項「台灣同胞可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專案。具體辦法由相關主管部門制定」為例,這兩部分似乎不限於從台灣來到大陸發展的台灣人,而是留在台灣工作的相關人士也可申請。然而,台灣的國立大學及科研機構,包括筆者所屬的中央研究院的員工,根據台灣法規是禁止兼任大陸公家單位的職務,這些機構不可能不受台灣法規規範,而申請大陸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再者,台灣和大陸一樣,別說是單位申請的研究計劃,即使是學者個人申請公家的研究經費,都要透過單位申請,通過後經費也是透過單位發放、監督。

因此「惠台31」在如何落實部分,恐怕還需訂立清楚到位的落實辦法,並發放到具體執行的每一個單位,予以貫徹,否者就中了「口惠而實不至」的口實。

「惠台31」與台灣人的政治認同

今年是中國大陸啓動「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北京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方向,然而卻效果不彰。筆者也曾在大陸某台灣研究機構演講時,明白地指出北京對台政策的失敗。大陸的對台工作部門及研究單位,數十年來的辛勞,不外乎保持兩大基本目的:其一,希望台灣人愈來愈想和大陸統一;其二,希望台灣人的「中國人」認同愈來愈強。然而事與願違,台灣社會發展到今天的現實是,台灣人愈來愈不想統一、台灣人愈來愈不想當「中國人」。

然而,當兩岸關係走到習近平時代,尤其是去年十九大之後,北京的對台策略與思路正在發生根本改變,這些改變不僅超越過去北京慣有的「統戰」手法,也超出台灣社會的想像範圍。這些新的思路與手法是否有效,仍需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跟進、觀察與評估,不宜過早做出判斷。

就「惠台31」對台灣民衆「政治認同」的影響而言,需根據措施落實的力度、涉及多大比例的台灣人口、自願或非自願捲入「惠台31」的台灣民衆是否因此改變對北京的印象、態度、認同而論。

誠然,甫出台的「惠台31」可能是一劑猛藥,對台灣民衆對大陸的觀感、印象、態度的改變有可能產生改變的壓力。不過,筆者長年研究台灣民衆的身分認同,目睹台灣人在「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上的變遷軌迹,並不認為「惠台31」以及沒有台灣政府配合的「單向式兩岸融合發展」會使台灣民衆在可預見的將來,根本扭轉目前對「台灣人」的認同及視大陸為「不同國家」的普遍認知。

「惠台31」也好,「單向式兩岸融合發展」的方向也好,主要仍是以利益為誘餌,試圖拉近兩岸的距離;長遠而言,則是希望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社會融合,達至實質性兩岸統一的目標。

然而,前車可鑑,香港比台灣更早進入與大陸融合的階段,經濟上早已與大陸一體化,且政治自主性全然由北京掌控,但是香港社會對北京的政治認同並沒有增加,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反而更趨強烈,在回歸17年後還爆發對北京激烈反彈的「雨傘運動」。換言之,香港的例子揭示了在中國大陸現行政治體制下,單憑以利益為主軸的融合思維,要達至兩岸社會的心靈契合乃至改變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及對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的信念,恐怕會是一廂情願。

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

香港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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