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洪宪闹剧——兼论共和政体与任期制的关系

 

惊悉中共中央修宪建议稿提出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条款,远忆拿破仑三世、袁世凯,近思普京、卢卡申科,不禁为中国、为中共、为习近平先生捏了一把冷汗:都到“新时代”了,怎么还好意思做这些倒行逆施的破烂事呢?

黑格尔说,一切重大的历史事变和历史人物,都会出现两次。马克思在引用这句话之后接着写道,他(指黑格尔)忘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虽然马克思的思想与理论大多数都是歪理邪说,但上述这段话,却是至理名言。

马克思这段话并非泛泛而论,而是有感而发,有所针对。马克思所嘲讽的对象,是时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路易·波拿巴,他也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经由普选产生的民选总统,其伯父则是举世闻名的拿破仑·波拿巴,即那位以铁血手段收拾了法国大革命的烂摊子,颠覆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并在共和国的废墟上缔造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政治强人拿破仑,那位横刀立马、横扫千军,令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闻风丧胆的军事天才拿破仑。当时,路易·波拿巴正一门心思模仿其伯父,欲步其颠覆共和、复辟帝制的后尘:先是迫害政敌、大权独揽,后是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再后是接受拥戴、登基称帝——史称拿破仑三世,但最后的结果,与他的伯父完全雷同,战败当了俘虏,从此流落异国,了此残生。

不过,雷同之中也有大不同。拿破仑即便囚居圣赫勒拿岛,依然是各国敬畏、天下仰慕的末路英雄,而路易·波拿巴,却自始至终只是一个遭当时人嘲讽、供后代人取笑的可怜虫。多事之秋的法国经过路易·波拿巴此番折腾,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变到法兰西第二帝国,不久又变回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路易·波拿巴犯下了“颠覆性错误”(习近平语),白白虚掷了大好的历史时光,更无端折损了无数的生命与财产。马克思写那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际,正是这位现任总统、未来皇帝将复辟而未复辟之时。在马克思看来,拿破仑·波拿巴固然是名动寰宇的悲剧英雄,而他的侄子,却只不过是一位心智错乱、不合时宜的东施效颦的卑劣的政治小丑。

拿破仑上演的是共和国的悲剧,华盛顿上演的才是共和国的正剧。但是,在华盛顿、拿破仑身后,在欧、亚、美、非所有那些经历革命、走向共和的转型国家,在任何一个新兴的共和大国,追随华盛顿者,一向寥若晨星,步拿破仑后尘者,则前仆后继,源源不绝。

拿破仑的异国仿效者当中,废共和政体而公然称帝者有之,如中非的博卡萨——他是拿破仑的脑残粉,连登基用的帽子、手杖都是照拿破仑的式样定制而成;妄称共和而实际奉行终身制乃至世袭制者亦有之,如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铁托、齐奥塞斯库、金日成父子祖孙、卡斯特罗兄弟,如阿明、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父子,如普京、卢卡申科、纳扎尔巴耶夫。可以说,在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诸共和国尤其是中东那些伪共和国之中,在前社会主义阵营诸“人民民主”共和国之中,在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诸共和国之中,此类拙劣模仿拿破仑的闹剧人物,简直是层出不穷。

在我们中国,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已逾百年,可迄今未见华盛顿的追随者,拿破仑的拙劣模仿者,倒是每隔几十年,就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出来。

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本以“中国的华盛顿”自喻,曾经赌咒发誓,要“发扬共和之精神,荡涤专制之瑕秽”。结果呢,先是强行更改议会内阁制为集权总统制,接着自定约法,当上了终身总统,且有权指定继任的总统候选人(按“袁记约法”,袁世凯可以依自己的意愿任意指定三位总统候选人——即使这三人均为其儿子,亦属“合法”——将名单置于“金櫃石室”,在其死后取出,供国会三择一选举为新的终身总统)。权大如此,但袁世凯仍然不知足,最后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了八十三天“洪宪皇帝”,在众叛亲离、举国唾骂、一片“护国讨袁”声中,急怒攻心,一命呜呼。

袁世凯之后,蒋介石、毛泽东相继成为中国的终身独裁者,且都堂而皇之将名义共和国变为一党专制国。虽然蒋、毛二人未敢如袁世凯般公开复辟帝制,但偏居台湾岛的蒋介石成功地将统治权力移交给了儿子蒋经国。到了蒋经国晚年,终于大彻大悟,才又将统治权力交还给台湾人民;在中国大陆,毛泽东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为能事,杀完地富打右派,打过右派整走资派,先后搞掉了刘少奇、林彪两任“接班人”。其背后秘辛,无非是要变集体领导为一言堂,再变党天下为家天下,变终身制为世袭制,以便将国家权力转交给自己的老婆和侄子。可惜毛泽东白忙一场,千折腾万折腾,也没有机会把世袭制正式搬上共产党的台面,结果只是为邓江胡习作嫁衣裳。

(注:对于毛泽东大费周章以文化大革命的超常规方式搞掉刘少奇、逼死林彪一事,众说纷纭,我以为,文革肇源于“路线斗争”或“共产主义理想”非文革主线,由个人集权制过渡到准世袭制,最终实现不叫帝制的帝制,才是毛后半生一切行止的基本主线。打倒刘少奇当然不止是要打倒一人或一派——那就不必要搞到“天下大乱”了——而是要从根本上削弱一党专制的体制本身,从而将刘所代表的党权收归于毛一人及其毛家夫妻店。林彪的地位上升,诚然不是真心让林接班,恰恰是因为林的健康状况使其不可能拥有接班的条件。林彪贵为副统帅,却不能调一个排的士兵去割麦子,名为接班人,实权连当年刘少奇的十分之一也不到,显然,林彪从头到尾就是个摆设。林彪名义地位上升的同时,江青坐大,毛远新崛起,毛江的女儿李讷其实也是文革最早“坐直升飞机”的政治新秀之一,只是烂泥扶不上墙而已。一旦林彪动了与毛家分权、虎口夺食的心思,要争“国家主席”名分,要学毛家树毛远新当东北王那样树林立果为“天才、帅才、超群之才”——俨然提前确立第三代接班人的架势,毛林也就不可能不翻脸了。蒋介石有严家淦,才能将权力有序过渡给蒋经国,但毛泽东的信用太差、人格太烂,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华国锋,都不甘心做严家淦式的权力二传手,毛帝国终于一世而亡。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终身制与世袭制是君主政体的基本特征,非终身制、非世袭制则是共和政体的基本特征,此二者构成君主制政体与共和制政体最鲜明、最显著的区别。

在共和政体中,非终身制、非世袭制有两层制度保障:第一层保障,是明定于宪法的任期制、限任制规定,第二层保障,也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则是周期性的民主选举制度。

通常,共和国有两种政府组织形式,一为议会内阁制政府,一为总统制政府。在议会内阁制之下,不必明定总理或首相的任期限制,因为国会议员经由周期性选举或解散国会之后的重新选举而必然发生经常性更迭,国会的党派构成亦同时发生变动,作为国会多数党党魁的总理或首相一职,自然也就要随之发生经常性变动;即便如日本自民党那样长期占居国会多数党地位,但内阁民意支持率的即时变化,影响议会各政党党内选举诸种因素的即时变化,也使得内阁总理终身任职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事实上则万无可能。

《人民日报》举英国撒切尔夫人、德国默克尔任职超过两任为例,证明西方民主国家缺少任期限制是常有之事,这是举错了例子。事实上,议会内阁制政府的弊端之一往往是任期过短、更迭频繁,比如战后的意大利、日本,总理一两年就换人,甚至一年换好几次总理。对他们来说,终身制是绝对不可能的,任职过短才是内阁制政府之大患。因此,议会内阁制国家不必设总理任期限制,乃是合理的作法。但是,中国政治的情形与英、德、日、意相差甚远,中国是一党专政国家,全国人大并无多数党、少数党之周期性更迭,盖因中国共产党是永久的、唯一的“执政党”,而如今的习近平先生,又像已故毛泽东先生一样,已经成为活着就厚着脸皮把自己的“思想”载入党章、定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具有党内独尊地位的“法定”独裁者——这意味着,只要习先生本人不肯发扬“高风亮节”,其党魁地位是其他人难以取代的。而且,此次修宪,取消的是国家主席而非国务院总理的任期限制,那么,举内阁制下撒切尔、默克尔为例,实在是文不对题。

在总统制国家,宪法明文规定总统每届任期的年限和连续任职的届限,则是宪政民主国家的立宪惯例。其由来,要追溯到美国建国之父乔治·华盛顿将军。本来,美国宪法并未规定总统任职届数,按当年的情形,以华盛顿的功德、资历、名望,他若要如袁世凯、习近平一样处心积虑谋求终身任职,并非难事,毕竟,在美国历史上,华盛顿是唯一一个两次都以全票当选的联邦总统。但华盛顿总统深刻地认识到,“在一个新政府建立之初所确立的许多刚开始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可能会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后果”,他决定以身作则,为后来的总统树立主动退休的榜样。最初,华盛顿希望只任一届,但当他看到自己一手创立的超党派政府有可能在他卸任之后土崩瓦解,便勉为其难,完成了第二个任期,然后,他拒绝一切劝说其继续任职的恳求与建议,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毅然宣布了自己的隐退。从此,美国总统以两届任期为限的宪政惯例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的1940年。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凭借“新政”克服史无前例大萧条的巨大政绩和二次大战导致国家安全面临巨大危险的特殊情况而打破先例,谋求第三、第四个任期时,遭到了竞选对手的猛烈攻击。罗斯福最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美国历史上的孤例。实在说,罗斯福的第四个任期是其政治生涯的最大败笔,其之所以对战后世界格局缺乏基本预判,之所以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让步太多,与其超长的任期、多病的身体、衰弱的意志关系甚密。罗斯福死后,美国于1951年通过了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明文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而这一任期制规定,也就成了世界上凡实行总统制的宪政民主国家的通行作法。

综上所述,共和政体实行议会内阁制者,可不必设立任期限制,而总统制政府,则理应设立任期限制。即便是在美国那样有强大的任期制先例传统的老牌民主国家,不明文设立总统任期限制仍然具有较大的政治风险,在宪政意识较为薄弱的其他国家,就更加危险了。遗憾的是,习近平先生如今正打算实行的所谓顶层设计,似乎是向着一个超级集权的拟总统制而去,如果他要正儿八经将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党国元首体制改为宪政意义上真正的总统制,那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此时此刻突然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那就绝不是个好兆头了。

习近平先生会不会当终身总书记、终身国家主席和终身军委主席?以前,也许人们会说,这不大可能,他不必如此,也不可能如此;但现在,局势已经逆转,一切皆有可能。

孙政才落马,胡春华落选,说明“隔代指定”和“双接班”的潜规则已经失效。十九大常委班子没有为“接班人”留出位置,打破了中共十四大以来的“政治规矩”,说明十年一度交接班的“当代禅让制”已经停摆。姑且不论集体领导、“七上八下”、隔代指定、“当代禅让”等邓江胡时代的旧制度是好是坏,可毕竟也算有规可循,而现在这个“新时代”,旧规已破,新制未立,习近平究竟要学袁世凯之制,斯大林、毛泽东之制,还是学普京之制,穆加贝、纳扎尔巴耶夫、卢卡申科之制,这就为中国的未来留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从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看来,刚刚开始第二个任期的习近平先生已经在迫不及待地谋划他的第三个任期,这已经是一个显明的事实。终身制或许还有些障碍,但万事开头难,既然已经走出了修宪取消任期制这一步,开弓没有回头箭,接下来的事情,即使硬着头皮,可能了得继续往下做。做不到拿破仑三世和袁世凯的地步,做到普京、卢卡申科的地步,大概已经是免不了了。

杨光,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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