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缸中的蛆虫,不是丑陋,而是卑贱——《卑贱的中国人》自序

余杰新书《卑贱的中国人》

余杰新书《卑贱的中国人》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
——圣经

我到台湾访问时,杂文家柏杨已经去世,我无缘与他见面并向他表示感谢——他的作品是我少年时代精神啓蒙的引信。

若要列举中学时代对我的价值观的形成最具影响力的书,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必定是不能漏掉的一本。在八十年代末喧嚣与骚动的中国,那本印刷和装帧极为粗糙、或许是盗版的《丑陋的中国人》,跟苏晓康的《河殇》、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刘晓波的《审美与人的自由》、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等书一起,并排放在我的枕边,时时加以翻閲。这些书点燃了我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柏杨说:「中国人,是一个迷失在浓厚酱缸裡的族群,需要警醒。」他描述的中国人的种种丑陋面,都在我身边真切发生。「丑陋的中国人」是二十世纪末的“知识人”在沉痛反省之后,向自己民族所发出的一记刺耳警钟。

在没有网路的时代,我历尽艰辛,找到所有柏杨在中国出版的著作。如果少年时代没有读过柏杨那嬉笑怒骂、汪洋咨肆的杂文,我或许不会那么早从中共的爱国主义洗脑教育中挣脱出来。前辈作家王鼎钧评论说,柏杨本是小说家,首创以长篇小说的手笔写杂文,塑造中心人物,组织边缘情结,使“乱臣贼子惧”而有娱乐效果。从十五岁起,我从刻意模仿柏杨的杂文写法,迈出了文字生涯的第一步。

没有在柏杨生前与之见面,是我的一大遗憾。如何弥补未能与柏杨“同游”的遗憾呢?我去了台南的柏杨文学馆,也去了绿岛人权园区中当年的监舍“绿洲山庄”。我步入柏杨坐过的那间牢房,炎热的六月,火烧岛真如火烧。我在绿岛人权纪念碑上看到了柏杨手书的那句痛彻肺腑的话:“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为她们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长夜哭泣!”

于我而言,向柏杨致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写一本跟《丑陋的中国人》相媲美、 甚至超过它的书。从下笔第一篇文章,到结束最后一篇文章,中间横亘著十九年时间,这本书,就是《卑贱的中国人》。

中国人,你为何“自愿为奴”?

一九八四年,柏杨受邀访问美国,在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批判中国人的「葬、乱、吵」、「窝裡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 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访美的最后一站是纽约,当他再一次把中国传统文化形容为“酱缸”时,一名听众提出不同看法:“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唐人街,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柏杨回答说:“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国人的骄傲,而是中国人的羞耻,看它的葬、乱、吵,和中国人对自己中国人的迫害与压榨,实在是应该自顾形惭。”次年八月,《丑陋的中国人》由台北林白出版社出版,一时洛阳纸贵。紧接著,大陆版、韩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纷纷问世。此后十多年,关于此书风波不断,柏杨由此成为华人世界第一代“公共知识份子”。

“丑陋的中国人”这一富于刺激性的说法,在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人社会同步引发自五四时期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之后又一轮民族性反省的高潮。八十年代后期,这本书在中国引起的轰动比在台湾还要大,那时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柏杨这位外来者不经意间成了点火者。在我的中学时期,柏杨是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文化英雄”,“有井水处必有柏杨”,连中学语文老师都拿柏杨的文章来当范文。

柏杨行文江河万里、 逸兴揣飞,《丑陋的中国人》不是严谨的学术论著,柏杨本人并未对“丑陋”作出具体的定义。学者姚立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酱缸》一文中,梳理出“酱缸文化”的若干表现:对权势的崇拜狂;自私与不合作;淡漠、冷酷、猜忌、残忍;文字欺诈;对僵尸的迷恋和肤浅虚骄等方面。其实,在我看来,中国人的“劣根性”,已非“丑陋”一词所能形容,更准确的概括应当是“卑贱”。如果说柏杨在国民党统治的台湾看到了“丑陋”,那么我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则看到了“卑贱”——跟“卑”有关的词语有卑劣、卑鄙、卑微、卑下等,但都没有“卑贱”的含义那么丰富和深刻,它背后有一种自我作践并自我炫燿的“自愿爲奴”心态。

生活在十六世纪、三十三岁即英年早逝的法国学者波埃西,在学生时代完成的习作《论自愿爲奴》,意想不到地成为最早讨论权力如何异化人性的杰作。在这本书中,作者只想弄明白这个问题:为什麽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城镇、那么多民族,有时候竟能够忍受一个独夫暴君的为所欲为?亿万民众,何以低著脑袋,戴著枷锁,奴隶般地屈从?他的结论是:是人民自我奴化,自割脖子。“他们可以选择做臣民,也可以选择做自由人;他们可以拒绝自由,戴上枷锁,认同其不幸,或者继续其不幸。”波埃西进而揭示了暴政的构成及其运行的奥秘:独裁者高高在上,他手下有五六个心腹,这些人手下还有五六百个下属,然后有五六千个爪牙,一直往下形成一张巨网,所有人都被网罗在其中。

每个国家,都会有“自愿为奴”的群体或时代。但惟有在中国,“自愿爲奴”者的比例接近百分之百,暴政延续的时间也最长——许多曾遭中国嘲笑的、茹毛饮血的“落后国家”,如今都已争取到民主自由,只有中国仍被冰冻在前现代的“秦制”之中。“自愿为奴”者的最大的人格特徵和精神症候就是“卑贱”,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再到“小粉红”,从冯玉祥到周恩来再到温家宝,此类自以为聪明的奴才,满坑满谷、 数不胜数。我想,或许我可以写一本《卑贱的中国人》?

真正完成《卑贱的中国人》这本书,非得要等我逃离中国之后。或许,只有身处异国他乡,才能具备观察和批判中国人“卑贱”特质的距离感,不再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换言之,惟有逃离酱缸,才能发现酱缸中蛆虫般的人生是何等不幸。

蛆虫们从不仰望星空。先后两任中共 外交部长,都以“卑贱”爲美、以“卑贱”爲荣。唐家璇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光荣正确,那为什么十四亿生命愿意投胎到中国来?”李肇星说:“你是一个中国公民,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光荣的?”无疑,这类人物就是我在书中要猛烈批判的对象。

中土已无“知识人”,举世同唱“和谐歌”

“卑贱”人格由太监文化、优孟文化和流氓文化三者合力形 塑而成。我在此处所谓的“卑贱”,不是指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上的卑贱,而是指精神和人格层面的卑贱。底层社会和边缘游民当然有卑贱的一面:我不会像动辄“自我感动”的左派人士那样,用“政治正确”的原料塑造“穷人高尚”的谎言;反之,我从加尔文神学的精髓“人的全然败坏”出发,发现穷人与富豪和权贵一样,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穷不会让穷人变得更善良、更纯洁。电影《盲井》中的故事不断地在现实生活中上演:有农民工花钱买来智障少年,假装是自己的弟弟,将其带入矿井深处谋杀,然后向矿主讹诈赔偿费。这已然发展爲一条生财之道。矿工之“心黑”,与煤老板之“心黑”相比,似乎毫不逊色,人心之“黑”比煤炭的颜色更“黑”。

在本书中,我的重点不是讨论底层社会“黑恶化”的趋势,作家廖亦武在其《底层访谈录》中早已提供了无数鲜活的素材;我将着力于梳理中国“知识人”精神与人格沉沦的脉络。顾炎武说,士之无耻,可谓国耻。晚明时士大夫的心灵溃败,跟今日中国“知识人”的卖身求荣何其相似!今天的中国,如同欧威尔 笔下的“动物农庄”,如同老舍笔下的“猫城”,如同宋泽莱笔下的“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是非、善恶、正邪,完全颠倒。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活得无比艰难;卑贱者偏偏如鱼得水、飞黄腾达。

史学大师余英时提出 “知识人”这一概念,“知识人”是文明的守护者,是卑贱者的天敌。余英时倡导将“知识分子”一律换为“知识人”,“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我要恢复人的尊严”。由此,他提出了对“知识人”的全新定义:“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以此衡量,当下之中国,谁符合“知识人”之 标凖?

当今中国,窃取“知识人”之 冠冕的,偏偏是那些卑贱者。倡导“新权威主义”的学者萧功秦,先捧薄熙来的臭脚,然后向习近平三跪九叩,梦寐以求“被御用”而不得,宛如失恋者一般哀怨;号称“中国站起来了”的作家摩罗,早已忘记自己曾以“耻辱者”自居,摇身一变成为向希特勒举手致敬的纳粹分子,得到官家赏赐的研究员职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苦口婆心地劝诫人民要理解和容忍腐败这一“普遍现象”,自己却因公款旅游而遭到主管单位《人民日报》通报批评,并在民间自发评比的“人渣榜”上名列榜首;百岁老人杨绦去世,她留下的文章可以熬成一大锅让文青们食指大动的“心灵鸡汤”,长寿是中国人最高的信仰,谁敢对长寿者不敬呢?这些人不符合余英时所说的“知识人”这个概念——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却没有脊梁和良心。

在臭气熏天的酱缸中,岂有冰清玉洁的身体与闪闪发光的灵魂?那些以“知识人”自居的“大师”,个个与独裁者“精神同构”。首先,他们都是“大中华胶”,一说起“祖国统一”,便两眼放光、 全身颤抖。中研院院士、著名作家、名教授,统统解不开大一统之魔咒,即便实现民主化的台湾,也有陈映真、李敖、朱云汉、彭明辉、林中斌之流,欣欣然加入“中国掘起”之 “大合唱”,偏偏看不到舞台背后普罗大众的斑斑血泪,真是“不向苍生说人话,偏向强权唱颂歌”。其次,他们都有“偶像崇拜”情结,从孔夫子崇拜到毛泽东崇拜,从温家宝崇拜到习近平崇拜……第一个泡沫破灭了,就塑造第二个,乐此不疲、 永不休止。没有偶像,他们就活不下去。 谁要戳破偶像,他们就跟谁过不去——我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第三,他们又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这个心理症状早该改名爲“北京综合征”。被非法软禁并被警察殴打的艺术家艾未未,到了德国之后却大肆讚美中国是法治国家,出国才学会“爱国”;被薄熙来抓捕判刑的记者姜维平,爲参与整肃薄熙来的习近平而大声鼓掌,无视习近平是加强版的薄熙来的事实,进而诽谤狱中的勇士刘晓波。从英雄到小丑的转换,是 何其迅捷!

中国人需要“心理革命”和“治疗文化”

《卑贱的中国人》这本书,只是迈出第一步——揭露事实、指出病症。如何医治、如何 让中国人脱离卑贱的人格和精神状态,我并没有现成药方。

德国心理学家约阿希姆•马茨在东德政权下度过大半生,后来供职于教会救济会,在政府的监视和教会的限制下,艰难地从事心理治疗工作。在蒐集了数千个病例之后,他惊讶地发现,精神疾病的患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全东德人民的生活方式已严重失常,其范围不仅囿于政治和社会领域,也波及到科研、经济、法律、艺术、教育,直至人际交往、日常文化等各个社会层面,更重要的是对个体心理结构也产生了影响。”他又发现,造成民众精神疾病的罪魁祸首,乃是专制体制本身:“长期的纪律教育、宣传蛊惑以及不容任何异见的偏狭做法,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将外在的强制力转化爲内在的压抑。这一体系会长久地向个体施加影响,直至个体在心理机制上最后彻底完成自我奴化的过程,完成自我破坏的转化。”

马茨本人以“内在的流亡者”自居,他对体制有过反抗,付出了女儿失去升学机会的沉重代价。但他坦然承认自己只是作了“有限的反抗”,他愿意深入思索过去惨痛的历史,进一步认识个体的过错和责任,而不是统统推卸到替罪羊们或政府的头上。于是,他写出《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一书,写作也算是一段自我疗救的过程。

马茨在分析东德官方的宣传术时指出:“党的宣传手段就是表决心献忠诚、粗鄙的政治口号、 荒谬愚蠢的政治运动,还有明目张胆的公开扯谎。所有一切的背后,其实都隐藏著一套心理战术。”这仿佛就是对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最强有力的描述。马茨指出,在党的控制和规训之下,出现了两种人:第一种是受控于这些宣传的人,简单而天真,他们整日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其他,就像动物一样,需按照主人规定的时间表得到驯养。第二种是有些不同意见的人,但在常年累月的宣传中,他们的自主性和活力会被消磨殆尽。还有一些会被政治宣传的粗俗和肤浅激怒的人,他们在理智和情绪上都出现强烈的抗拒和反感。然而,一旦表达出口,马上就会受到惩罚、羞辱和排挤,当压力持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的憎恨和愤怒便会自行慢慢消化,直到最终放弃排斥和压力以获得解脱,或者乾脆与施暴者同流合污。

对此两类人,精明的独裁政权作出了不同的定位与安排。“第一种人已习惯于服从,他们可以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地一直顺应地生存下去。第二种人经历磨难和摧残,可以说更具备接班人的条件,他们在事业上发展的领域宽广无比,无论是在党政国家机关、 国家安全部门,还是军队和经济文化高层。”如果说第一种人的特徵是愚蠢,那么第二种人的特徵就是卑贱。愚蠢者是独裁帝国的群众基础,卑贱者却能跃升至统治阶层。在中国,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朱鎔基,需要何其隐忍,才能重新获得党的信任,熬成国务院总理?而长期被中国主流学术界排斥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在诺奬颁奖典礼上居然开口感谢毛泽东,难道是出于某种怪异的受虐狂心态?明明已成爲美国人、在美国智库任职的华裔学者李成,却又不遗馀力地爲中共辩护,并用色彩斑斓的学术包装纸来包裹这团“败絮”。在此,我先指出他们的卑贱,进一步的心理分析,有待受过心理学训练的后来者完成。

跟民主德国政权相比,中共政权更加残暴、下流和粗陋——共产主义的“东方化”,出现了中国、北韩、红色高棉这样的怪胎。未来的中国,需要有一本中文的《情感堵塞》,需要经历一场“心理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治疗文化”。因为,与制度转型相配合的,是心理和精神转型。一个公平与正义的国家,不可能靠一群卑贱者来建设完成。“卑贱”的人格和精神,构成了专制肆虐的土壤;若不破除“卑贱”的人格和精神,自由与秩序永远不会从天而降。

余杰,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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