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楚三:我說出這些話,才對得起自己良心

 

【明鏡網編者按:本文係作者陳楚三的回憶錄《人間重晚晴:一個所謂“紅二代”的人生軌跡》(明鏡出版社)的自序,經授權發表。標題均為編輯所擬。

“楚三”這個名字,出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史記》),他是中共創始人之一陳潭秋的小兒子,1942年出生於新疆軍閥的監獄中。1960年考入北京清華大學,1965年加入中共。文革中是蒯大富對立派紅衛兵組織負責人之一,文革後被陳雲點名嚴厲批示。曾在軍工科研機構、大學、民營企業工作,現已退休。】


本書書名“人間重晚晴”,出自唐朝李商隱的詩句:“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詩人抒發對多年仕途不順、宦海浮沉之後終於感受到人情溫暖、能過一段平靜生活的珍惜之情;筆者的人生雖然平庸,但也略經坎坷,多半輩子迷信、盲從、緊跟,“六四”以後才有所醒悟,所以謂之“晚晴”,來日無多,更值得慶幸和珍重。
 

Chen cs

陳楚三《人間重晚晴:一個所謂“紅二代”的人生軌跡》(明鏡出版社)

 

所謂“紅二代”

本書的副標題“一個所謂‘紅二代’的人生軌跡”,之所以用“所謂”二字,是因為我不認同這一稱謂。“紅二代”泛指由“紅色血統”子女組成的群體。狹義的“紅二代”主要指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老幹部的子女,廣義的“紅二代”應該包括所謂“紅五類”(當年對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革命烈士子女的統稱),現在社會上所稱“紅二代”一般是狹義的;但不論廣義、狹義,這都是一個“血統論”色彩很濃的詞匯。2017年清明節期間,北京八寶山墓園門口居然懸掛“傳承紅色基因”的橫幅,企圖讓現代的生物技術為“血統論”背書。老幹部子女是“紅二代”,要傳承“紅色基因”,原來“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的統稱)曾被稱為“黑五類”,他們的子女莫非是“黑二代”?傳承的是“黑色基因”?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什麼“紅色基因”,毛澤東出身富農家庭,我的父母皆出身地主家庭,“基因”都不“紅”;不但有一些自詡為“紅二代”者在反腐鬥爭中落馬,而且許多未落馬的“紅二代”占據國企高位,歲入上百萬,家財過億,紙醉金迷,完全和老一代革命家的理念背道而馳;宣揚所謂“紅色血統”、“紅色基因”,只能助長這些子弟的特殊化和優越感,加深他們和普通百姓間業已存在的鴻溝,使他們更加脫離社會,脫離群眾。本書第一章的標題《根紅苗正》,其實也是“血統論”的語匯,“苗正”涉及成長過程,與教育有關;但“根紅”恰恰是指“紅色血統”。用這個標題,只是想堵住那些動不動就要挖“反動思想的階級根源”的人的嘴,而並不表明我認同這種語匯。

向被我傷害的人鄭重道歉

筆者參加了“四清”、文革,經歷了“清查5.16”、“批林批孔”和“批鄧”,曾經認為自己的表現還可以,比如“四清”中沒有打“走資派”,文革中反對極“左”思潮,運動中沒有做過違心、虧心的事,等等;但是認真地回顧過去,特別是“六四”震驚後的反思,才發現“不對了”。文革中反對極“左”思潮,只是以“左”反對蒯大富的極“左”而已。“四清”中我親手“揪”出“反動青年”關鐵城,文革中在貴州把彭光第當作“挑動派性的壞人”,石科院“批林批孔”貼了侯祥麟院長的大字報,太康五七幹校貼大字報說張校長是“走資派還在走”;做這些事的時候,認為這是按照黨中央的要求,遵從毛主席的指示,確實不“違心”,也不感覺“虧心”,然而現在看來,在長期“階級鬥爭”、“反修防修”、“無限忠於”的灌輸教育下,那時自己的“心”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革命化”、“黨化”——“奴化”了,所以只知“緊跟”(實際是盲從),沒有“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除了在本書的相關章節,向這些被我傷害的人誠摯地道歉之外,也有必要在本書一開頭就鄭重地道歉,他們有的已經辭世,希望他們的後人也能接受我的道歉。

長期“階級鬥爭天天講”、“相信黨”、“忠於毛主席”的教育,“親不親,階級分”的宣傳,使許多善良的人迷失了本性,可以“六親不認”,甚至“大義滅親”。

中國共產黨是從白色恐怖中殺出來的,無數先烈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確有許多革命者“六親不認”,背叛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而投身革命,也有革命者在家庭或親友助紂為虐、危及革命事業的緊急關頭大義滅親;這些是應當肯定和謳歌的。然而,當年各革命根據地的“肅反”擴大化、後來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在造成大量冤假錯案的同時,也助長了緊跟領導、盲目服從、越“左”越好的風氣;在新中國成立後,仍然“天天講”階級鬥爭,隻言片語就上綱上線,在這種政治氣候下的“大義滅親”,往往背離良知,只會釀成冤案。

本書中曾述及,筆者的一位朋友“六四”時目睹被坦克壓斷雙腿的兩名無辜群眾,回家後說到此事,竟被自己的岳母——一位1938年參加革命的“馬列主義老太太”向公安局舉報,公安局了解到他曾救護一名受傷的解放軍戰士,他岳母的“大義滅親”才沒有造成後果。

鳳凰衛視曾播出一期《冷暖人生》節目,在節目中,律師張紅兵痛悔自己在文革中舉報母親,把母親送上了斷頭台。當時張紅兵的母親方忠謀在家中批評毛澤東搞個人崇拜,要為劉少奇翻案,張紅兵和他的父親認為她攻擊誣衊偉大領袖,於是“大義滅親”,向軍代表舉報;舉報後不到兩個月,方忠謀被以“現行反革命犯”的罪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張紅兵回憶說,“從幼兒園到小學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誰要是反對他,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聽到母親“攻擊偉大領袖”的話之後,當年16歲的張紅兵就認為她“不是母親了”,“已經變成了一個現行反革命,變成了一個階級敵人了”,所以才舉報。目睹母親被抓走,張紅兵“想得最多的,不是後悔,而是覺得家裡出現了一場階級鬥爭,我和父親站穩了立場,我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考驗”。文革後母親的案子平反了,但張紅兵“永遠不會饒恕自己”。

“大義滅親”的啟示

革命前輩李銳的前妻范元甄的“大義滅親”,也許能給人們更多的啟示。

李銳和范元甄因共同的革命理想,志同道合,於1939年結婚,婚後曾有過幸福甜蜜的共同生活,但他們曾相約“兩人關係以政治為主,時刻關心到政治”,卻預示了這段美滿婚姻的必然終結。1943年的延安整風“搶救運動”中,李銳突然被保安處逮捕,范元甄也受牽連被“搶救”。1944年6月李銳獲平反,知悉范元甄被鄧力群“搶救”到床上的醜聞後決然離婚;范元甄表示了懺悔,在一些同志的勸說下,一年後二人復婚。但范元甄其實已經與李銳漸行漸遠,她在1950年4月5日的信中寫道:“我十年來對你感情要求之強烈,從來是伴隨著政治的⋯⋯如果雙方不進步,是不可能有美滿的關係的。我有時決心要離婚就確是這樣想。”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李銳被歸於彭德懷的所謂“軍事俱樂部”而受到批判,范元甄“大義滅親”,不但堅決與李銳離婚,而且竭盡全力揭發李銳,包括舉報李銳私房話中的“反黨言行”,導致李銳被開除黨籍,蒙冤20年;1979年李銳平反,並先後出任水電部副部長、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中共十二屆中央委員,但范元甄仍不放過李銳,繼續到處告狀。范元甄曾說:“我與李某有過20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個有缺點的共產黨(真心革命而入黨的)和一個假革命之間的一場階級鬥爭。”

范元甄的“大義滅親”不只是對李銳,據李銳范元甄之女李南央的文章《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所載,剛解放不久,范元甄就領著兩個妹妹鬥爭自己的大弟弟,“要他交代是如何幫助老丈人逃往台灣的,家裡替他藏了那些財產”,她的大弟弟不能承認這子虛烏有的事,李南央說:“為了表示革命幹部不能包庇親人,我媽一狀告到舅舅的單位,單位來人抄了家,還給舅舅連降兩級。”

1936年參加革命的范元甄,算得上是個典型的“馬列主義老太太”,她自認“真心革命”,斷定李銳是“假革命”,不但自己不遺餘力地揭發李銳,連毛澤東秘書田家英給李銳打電話、水電部副部長劉瀾波撫慰李銳,范元甄都要向上舉報、揭發。李南央認為,母親“已經不是自然意義上的人了。‘親不親階級分’,已溶於她的血液。”

源於延安整風的負效應

張紅兵舉報自己母親時只有16歲,有更多他的同齡人在文革中也曾揭發批判自己的父母;前述舉報自己女婿的我朋友的岳母,以及“揭發”自己弟弟和丈夫的范元甄,卻都是延安時期的老革命,類似的“馬列主義老太太”也有不少。可見,這種完全被扭曲的“大義滅親”在特定時期內已不是個別現象。如果說,文革中青少年的這類舉動,是受到林彪狂熱吹捧“最高最活”、“四個偉大”的影響;那麼,那些“馬列主義老太太”的這類舉動,追本溯源,則是源於延安整風。延安整風清算了教條主義,確立了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但也開啟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文革前和文革中,林彪則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向“頂峰”,毛澤東的話就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誰反對毛澤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正是這樣長達二十餘年、而且愈演愈烈的個人崇拜的政治氛圍,造就了范元甄式的“馬列主義老太太”,正是長期灌輸這種個人崇拜的“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教育體系,催生出愚忠、無知、“大義滅親”的青少年。

我也是在這個教育體系下長大的,總算良知沒有完全泯滅。文革中當我的朋友周泉纓因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陳伯達而被打成“反革命”時,我沒有人云亦云;當我的母親、繼父、岳父、岳母都被說成是出賣我父親的“叛徒”而相繼隔離、關押、監督勞動時,我沒有“劃清界限”,在給繼父任職的武漢軍區空軍領導的信中,表示擁護組織上對繼父的審查,同時提出不應因此影響到我的弟弟妹妹。畢竟,對親人、對朋友接觸多,是了解的,沒有“跟風”。但前述涉及關鐵城、彭光第、侯院長、張校長,我的所作所為卻表明,自己受“左”的毒害已經很深了,而且比很多同齡人覺悟得晚,這是使我十分慚愧的。

我們這一代人,生在舊中國,長在紅旗下,既親身投入於祖國轟轟烈烈的建設事業,目睹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也經歷了文革等政治運動,親身體會到“左”傾錯誤給國家人民造成的危害。我們有責任把自己對這段歷史的認識留給後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把一個真實的毛澤東留給後人。

把真實的毛澤東留給後人

9月9日是毛澤東的忌日,網絡上有人在比賽誰更“恨”毛,有的說當年聽到毛逝世消息並不悲痛、沒有哭,有的說聽到這個消息暗暗高興,有的暗示這是個“好日子”,有的則說應該“慶祝”這個日子。也許,他們想到的是許多“右派分子”的悲慘下場;也許,他們想到的是那些冤假錯案中屈死的冤魂;也許,他們想到的是毛澤東的其他“罪行”;可是,他們偏偏沒有想到毛澤東為中華民族的崛起所做出的偉大貢獻!

魯迅先生曾說過:“有缺點的戰士終究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究不過是蒼蠅。”列寧也曾引用《克雷洛夫寓言》中的故事,指出:“鷹有時比雞飛得低,但雞永遠飛不到鷹那麼高。”克雷洛夫的結論是,“評論天才人物,不要一味尋找他們的不足,而要看到他們的優點,善於發現他們所達到的高度。”毛澤東,正是中華民族永遠引為驕傲的、叱吒風雲的雄鷹!

近二百年來,中國飽受列強欺凌,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直至半壁河山淪於敵手;是毛澤東和共產黨,讓中國站起來,昂首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朝鮮戰爭中,挾二戰勝利之威、經濟和軍事力量最強大的美國,輸給了剛剛建立、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這在近現代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震驚了整個世界;僅僅這一歷史性事件,就足以載入史冊,足以使毛澤東成為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至於毛澤東為中國革命所付出的巨大犧牲,他為中國革命勝利和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所作出的偉大貢獻,許多文章都有論述,是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無法否認的,本人不再贅言。

毛澤東當然有錯誤,有些還是非常嚴重的錯誤,一定要說成是罪行也未嘗不可。但是第一,毛澤東的錯誤,不是孤立的,既有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的“基因傳承”,又有前蘇聯斯大林模式政治體制的深刻影響;第二,毛澤東的錯誤,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錯誤,不能都諉過於毛澤東個人。

毛的錯誤實際上是黨的錯誤

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的“基因”,就是皇權專制,“一把手說了算”。毛澤東傳承了專制基因,其他中共領袖又有幾個沒有傳承?劉少奇在延安整風後期提出違背民主集中制的“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和皇權專制下的“金口玉言”如出一轍。鄧小平有言:“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們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他不但自己承襲皇權專制,當了“太上皇”,還要求傳承到“第三代領導集體”。毛發動文革還有中央全會的《決議》為依據,鄧出動軍隊、下令開槍鎮壓學生,則全憑“金口玉言”。

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以俄為師”,二戰後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也“以蘇聯為首”,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是斯大林模式:一黨專政,不斷清洗“反對派”;個人崇拜盛行,權力高度集中;黨政不分,以黨治國(鄧小平指出:“在黨政不分的程度上,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我們是搞得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前蘇聯如此,朝鮮、越南以及原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無不如此,並非只有中國“獨此一家”。

所以,毛澤東的偉大功績,在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得最好,從而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這一過程的副產品,則是把斯大林模式和中國的封建專制傳統相結合,這才是毛澤東犯錯誤的根源,其他的中共領袖也同樣沒有突破斯大林模式和中國封建專制傳統的“籠子”,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鄧小平何嘗不是這樣?只有認真清除斯大林模式的影響,與封建專制傳統“徹底決裂”,才能避免重犯毛澤東的錯誤。

毛澤東的錯誤,實際上是共產黨的錯誤。據說劉鄧反對毛的“左”、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劉少奇沒有機會擔任一把手,但從劉在“四清”和文革初期的表現看,他同樣也“左”;鄧小平主持的反右和軍隊反教條主義,不“左”嗎?毛去世後鄧沒有擔任一把手,卻以“太上皇”身份拱下了三個一把手;毛不民主,鄧民主嗎?

建國後,毛澤東發動的歷次運動和黨內鬥爭,每一次都有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支持,每一次中央都作出了決議。吳忠將軍在口述回憶中說,“我們黨內在處理彭德懷問題時有幾個站在彭一邊替他說話?好像是毛主席一個人做的決定,其實大家都跟上去,都貶彭德懷。”“當然毛主席的責任大,但參加會議的、贊成決定的,都有責任。”吳忠的話有一定道理。廬山會議上,儘管有相當多的人開始曾支持彭德懷的觀點,但毛澤東一表態,懾於毛的權威和政治高壓的氛圍,也不得不轉而批彭並檢討自己;這固然是黨內缺乏民主造成的,可畢竟決議是“一致通過”,大家都舉手贊成,不能說只有毛澤東錯,別人都沒責任。

許多時候,一些“左”派人物“揣摩聖意”,迎合毛澤東的意圖,影響毛澤東的判斷,助推了毛澤東的錯誤;許多時候,黨中央被“封鎖消息”、不能及時發現問題糾正錯誤,毛澤東只能代人受過承擔責任。即以三年大饑荒而言,全國餓死三千六百餘萬人;可有多少人知道,幾個死人最多的省份,都對中央嚴密封鎖實情,寄往北京的郵件受到檢查,反映真實情況的幹部被打成“反黨集團”,甚至中央派出的調查人員也受到監視和誣告;最嚴重的是時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李井泉任第一書記的四川,其他省市按中央指示糾“左”時,四川卻堅決“頂住”,到1962年還有人餓死,四年中餓死1250萬人,占全國餓死人總數的三分之一,而直接向中央反映情況的廖伯康,因此遭到李井泉迫害,受劫難近二十年才徹底平反。可見,把共產黨上下各級幹部的錯誤和惡行都諉過於毛澤東個人,顯然不公平。

因此,既不應一味歌功頌德、掩蓋毛澤東的錯誤,也不應沉溺於毛的錯誤、一味泄憤甚至幸災樂禍,而要力求站在民族興亡的高度,全面地、歷史地看待毛澤東的功過,才能把一個真實的毛澤東留給後人。

新個人崇拜和新黨八股

在政治領域對領袖“無限忠於”的個人崇拜,再加上“以階級鬥爭為綱”,已經給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造成眾所周知的災難性後果。六十年前,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曾宣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他因此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受到毛澤東的信用;後來林彪也因宣揚“頂峰”、“最高最活”而一躍成為“副統帥”。新的歷史時期,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一邊堅決反腐,一邊大力改善民生,得到黨內外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卻又出現了新的個人崇拜的苗頭,有高級官員要求對習近平“絕對忠誠”,竟說出“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這樣的過頭話!這和當年要求對毛澤東“無限忠於”簡直如出一轍。習近平同志,警惕啊!

除了新的個人崇拜的苗頭,還出現了新的“黨八股”。網絡上已經流行的“偉光正”、“鄧三科”,就是對新的黨八股的形容詞。我起初不明白“鄧三科”的意思,後來才悟出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正式把鄧小平理論列為黨的指導思想之一;此後的兩任總書記也都在中共的“指導思想庫”裡留下帶有自己印記的“思想”。現在已經有“馬列毛”、“鄧三科”六個了,如果每一任總書記都“前赴後繼”、照此辦理,若干年後,在中共各級領導們的講話中,僅僅“指導思想”前面的專有名詞就得占用越來越多的篇幅和時間,能否一口氣把這些專有名詞準確無誤地說完,也許會成為各級領導們的“負擔”。但願新的黨八股早日被廢止。

這就是我——一個有五十多年黨齡的共產黨員的肺腑之言。我說出來,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也自認對得起為革命獻出生命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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