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反思中國 從漂泊到心靈建設


劉再復:中國體制內的改革派(圖:劉劍梅提供)

劉再復小檔案
生於一九四一年農曆九月。福建南安劉林鄉人。廈門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社會科學基金會文學部負責人,《文學評論》主編,外國文學所丶語言所丶少數民族文學所丶中國文學所等四所學位委員會召集人,全國政協委員,全國青聯常委。一九八九年旅居美國後,先後在芝加哥大學丶科羅拉多大學丶斯德哥爾摩大學丶卑詩大學、台灣中央大學丶東海大學丶香港城市大學丶科技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丶客座教授丶講座教授等。現任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和人文學院駐校作家。劉還到過東丶西方四十多所大學訪問及作學術講演。著有學術論著和散文集五十多種,各種版本中文書籍一百二十三種,並被翻譯成日丶韓、英丶法丶德丶瑞等多種文字。

江迅、袁瑋婧

著名作家劉再復自「六四」事件後漂泊境外近三十年,反思中國。他自認一直是體制內的改革派,為中國的改革與新生興奮了四十年,並堅定地認為,中國只有繼續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才有未來。他說,一百多年來,中國經歷了「不幸」與「大幸」兩個時期,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的四十年是「大幸」,中國能否「續幸」,而不再發生「不幸」,還要靠執政者作開明的歷史選擇。

二月二十五日,走近香港灣仔柯布連道與莊士敦道交匯處,拐入被港人視為文化生活薈的三聯書店,驀然所見玻璃櫥窗上的大幅廣告:劉再復教授新作:《什麼是文學》、《怎樣讀文學》、《什麼是人生》、《我的寫作史》。二月二十七日,步入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校園,又見劉再復與好友閻連科三月二日對談《文學人性論》的張貼廣告,劉再復以香港科大高等研究院資深訪問學人、田家炳中國文學駐校傑出學人身份,與來自北京的著名作家、高等研究院冼為堅中國文化教授閻連科對談……

作為中國一代知識份子的經典人物,劉再復在香港始終是話題中心。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國務院社會科學基金會文學部負責人,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用他的話說,他「美學逃亡」而旅居美國。他現任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院和人文學院駐校作家,每年都在香港居住四五個月。

二零一八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回望四十年流光溢彩的壯舉,人的解放是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人的解放推動和促成了社會偉大變革,沒有四十年來人的解放,一切的發展與成就都無從談起。有學者認為,四十年改革開放最偉大的成就是人的解放。知識份子的解放和發展是全方位的,知識份子被確立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獲得政治地位。這四十年,中國知識份子所走過的道路所經歷的變化,就是思想的解放、精神的解放、體制的解放、創造力的解放。在這場時代大變革中,中國知識份子群體既是受益者,更是無可替代的推動者。

一月三十日,劉再復在接受亞洲週刊獨家訪問時說,「知識份子總是憂國憂民,但在改革開放時代,心情總的說來比較好。現在人文知識份子又感到一種壓抑。不能暢所欲言,不能如同八十年代那樣,心無拘綁,思想飛揚。像我自己感受到的,不讓我說『普世價值』這種基本概念,就覺得很壓抑」。

劉再復說:「我一直是體制內的改革派,為中國的改革與新生高興了四十年,興奮了四十年。不管走到哪個天涯海角,人生發生怎樣的曲折,我一點也不變。時至今日,我還是堅定地認為,中國只有繼續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才有未來,才會前途無量。這是我的判斷,相信也是我們一代知識份子的共同判斷。不管命運遭受怎樣的打擊,道路發生怎樣的波折,在中國問題上,我始終是中國體制內的改革派。」

他說,從商鞅開始,王莽、王安石、張居正、康有為、梁啟超等改革派全失敗了,只有鄧小平成功。鄧小平的功勞,就是把潘朵拉的魔盒打開了,讓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這就刺激人去奮鬥,中國社會便有了動力。毛澤東說「抓革命促生產」,以「革命」為動力,那是假動力。其結果是民不聊生,國將不國。鄧小平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把「慾望」放出來了,這才有了真動力,也才有了中國今天的繁榮。可惜,鄧小平去世太早,沒有解決如何制衡慾望這個魔鬼。鄧小平也有錯,但功大於過。

說起鄧小平,劉再復的態度異常鮮明。他說,鄧小平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最偉大的歷史人物。他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扭轉了乾坤,把中國推向改革開放之路。「六四」事件之後,他蒙受的壓力更大,人們把「六四」風波歸結為改革路線,但他到南方發表講話,堅持了改革開放的總方向,更不容易。劉再復說,對鄧小平,要宏觀地看,歷史地看,要把他放在中國苦難的歷史背景裏看。

他說,自從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一百多年來,中國經歷了「不幸」與「大幸」兩個時期。「七十年代末」是劃分這兩個時期的時間點。一八四零年之後,中國的不幸是因為「外憂內患」,也可以說是「外挨打,內自打」。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本來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機會。但毛澤東只結束了「外憂」(挨打)的局面,並未結束「內患」(內鬥,自打)局面。民族生活的重心還是階級鬥爭、繼續革命,還是八億人民內部天天鬥,日日鬥。以至於發生大規模的「文化大革命」,這不能不說是「不幸」。七十年代末,四人幫垮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執政,中國的民族生活重心才轉移到和平建設、經濟建設,七十年代末這個歷史瞬間,是中國「大幸」的偉大瞬間。

稱之為「大幸」,劉再復總結為四方面原因:第一,這個瞬間,中國出了個鄧小平,相隨相伴又出了胡耀邦與趙紫陽兩個臂膀,從而開始了中國自上而下的偉大改革事業;第二,此次改革不是小改革,而是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大改革、大變動,這種變動,通常需要戰爭。但中國和平地完成了變動,這又是「大幸」;第三,中國確認改革開放路線,正好趕上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大潮流,中國也順利地進入了世界經濟結構;第四,中國的改革開放,又恰恰趕上全世界的「電腦網絡」時代大進步,從而進入世界先進技術行列。此次與最新科學技術相逢,使中國實力猛進。如果未趕上,那將永遠落後,這也是一種「大幸」。

劉再復說:「內鬥結束了,經濟發展了,人民安康了,這是『大幸』,我為這個『大幸』高興了整整四十年。」他認為,「這四十年要宏觀地看,微觀上說的話,美國問題也很多,不比中國少。我到了西方才知道這一點」。

今天的局面該怎麼看呢?劉再復說:「我只關心,但不參與。」他說:「現在中國走在世界經濟、技術前列,作為中國人,我由衷高興。但是,中國能否『續幸』(繼續大幸),而不再發生『不幸』,還要靠執政者作開明的歷史選擇。倘若向毛澤東靠近,再次祭起『以階級鬥爭為綱』,中國夢自然就會化為『噩夢』,不幸還會發生。倘若吸取歷史教訓,守持和平建設這個民族生活的重心,那中國將會日益富強。」

劉再復表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一直做著兩個夢,一是國家富強夢,一是個體自由夢。兩個夢缺一不可。」劉再復說,他個人為了這個「個體自由夢」,放棄了榮華富貴,放棄了鮮花與掌聲。有這個夢,才有知識份子的尊嚴與品格。如果國家嚴控,禁錮、管制的政策不鬆綁,個體的自由夢全落空,那麼,國家富強夢早晚也會「落空」。作為虔誠的體制內改革派知識份子,劉再復說,「開口不能僅存吃飯的自由,而沒有了說話的自由。小康不僅是指肚子之康,還是腦子之康,也涉及個體自由夢的問題。這是必須格外小心和警惕的」。

對於自由,劉再復說,到了西方,他才明白,沒有能力就沒有自由。自由之源在於人自身,而不在於外部的社會條件,也不在於上帝與政府的恩賜。自由完全是自己的一種覺悟,一種清明的意識。劉再復每次演講,都沒有講稿,侃侃而談,娓娓道來。他說他不把自由交給聽眾,而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即不在乎聽眾的評價,只顧自己自由地講述。該說的話就說,不情願說的話就不說。他強調,作家不能等待外部條件成熟了再寫作,這種「等待」也是一種蒙昧,我們永遠等不到外部條件的成熟,但隨時都可以對「自由」有所「覺悟」。

那天,步入香港科技大學劉再復家客廳,第一眼就看到牆上那幅大照片,年輕時的夫婦倆。劉再復夫人陳菲亞對記者說,這張照片是密友李歐梵拍攝的。那是一九九一年,在美國密西西比河畔。那天李歐梵帶著他們駕車外出,去他前岳母聶華苓家,四五個小時行程,聶華苓住在艾爾瓦州,那天是週五下午,週日下午回來,這張照片是在去的路上,密西西比河的一座橋,橋邊有一張四方形桌子和兩條長凳,大家就坐下來休息一下,無意中拍攝的,留下難忘歷史記憶。

當年,李歐梵在芝加哥大學,劉再復夫婦開始「流亡」歲月不久。李歐梵在芝加哥大學申請到基金會一筆資金,安排劉再復夫婦住兩年。陳菲亞回憶說,那年一九八九年六月,新加坡有一個文學夏令營,請劉再復和上海作家王安憶去講課,這也是早前就安排的。六月三日晚上,劉再復夫婦拿到飛往新加坡的機票,行程往返一週。這一天王安憶也到了北京;五日一起飛新加坡。陳菲亞說:「四日早上,王安憶電話說她不去了,說前一天晚上她看到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的情況,再沒心情去新加坡了,親眼看到了。那張機票還放在我這裏,一直留在北京家裏。」

六月三日晚上,十多個作家朋友去劉再復家裏看望他。陳菲亞回憶道:「天安門廣場那邊傳出消息說,再復是天安門什麼大學的顧問,大家很擔心,就來看我們。當時大家都很激憤。」那晚,有朋友來電話,說剛接到消息當局開始抓捕人,形勢緊張,要趕快跑,先去天津避一避。大家都懵了,劉再復還想著去新加坡講課的事,那天上午新加坡還致電給他。陳菲亞說:「忙亂中就匆匆拿一個舊箱子,裝幾件衣服,就去天津了,我把去新加坡的機票也帶上了。」他們先去天津,天津也在遊行。他們再去廈門,廈門也在抓人。他們就去廣州。最後從海上到了香港,當時法國駐香港總領事直接把他們接到他家,在他家住了八天……

劉再復夫婦在回顧過去的歷史時,特別提到了冰心老人。在劉再復心目中,冰心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愛神」。一九八八年底,北京詩人、散文家邵燕祥主編一套散文選集,劉再復的散文選定後請冰心作序,她當時已年近九十,又剛剛患病出院,但還是答應了。後來她卻又進了醫院,在病中仍牽掛此事並寫下序的初稿。出院後她又用毛筆一個字一個字謄抄清楚,於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寄給劉再復。後因「六四事件」,散文選集和序都未能出版。劉再復卻把這一序文視為珍品,帶著它如同帶著故鄉浪跡四方。冰心的序文寫道﹕「劉再復是我們八閩的一個才子。他不但是詩人,還是一個學術理論家……我覺得可以用他自己說的『我愛,我沉思』來包括一切。」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九十九歲冰心在北京去世,被視為「文壇祖母」的冰心遺愛人間。正在美國的劉再復寫下哀輓敬辭:「中國偉大的現代散文之母冰心永垂不朽││您的名字永遠代表著愛與光明。」他說:「作為一個文學評論者,我說冰心的名字代表著愛與光明;作為個人,我則把冰心視為故鄉和精神母親。」

一九九三年,劉再復朋友萬維生去拜訪冰心。她桌上就放著劉再復的書《漂流手記》,她說:「我每一篇都讀了。」

劉再復說,「九十多歲的老人,把我的三百多頁的散文集全都讀了,這是怎樣的情意和關懷。在國內時,她就一直勉勵我,幾次到她家,她都給我以母親般的厚愛。她知道我鋒芒太露,特寫了『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條幅給我。二十年來,我在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閱讀中和自身數十年的社會體驗中形成了這樣的認識:中國社會最需要兩種人格,一種是魯迅式的敢於對黑暗發出投槍的人格;一種是冰心式的敢於在『鬥爭神聖』的時代裏高舉愛的旗幟的人格」。

在接受訪談那天,劉再復不時蹦出閃光的話語。他說,「我剛出國的時候非常難受,孤獨感已經不能形容,我創了一個詞叫『窒息感』」;「到了海外我開始了第二人生,第一人生是孩子生下來,和母親斬斷臍帶。第二人生也是這樣,和自己祖國切斷,所以總是要大哭一場,接下來要開始學走路,學說話,就是我面臨生活觀、語言關,每一樣都非常痛苦,但最難跨過的是心理關」。

中國的知識份子作為特殊群體,曾深深捲入近現代中國政治生活,開啟並引導了中國革命。有學者認為,知識份子號稱是社會良知,而劉再復則只講個體的良知。他說,知識份子以崇尚真理為第一品格。天生耿直、正直、誠實。好的知識份子都是耿介的知識份子。當問及當下知識份子與權力的關係狀況時,他說,有些知識份子靠近權力中心,有些疏離中心。這都有各自選擇的自由。關鍵是不管身處何方,知識份子一定要保持獨立的人格,只對歷史負責和對人民負責。不媚上也不媚下,不媚俗也不媚雅,不媚左也不媚右,不媚東也不媚西,只面對真理說話,任何時候不當權勢者的附庸,但可以幫當權者擁有更清醒的意識。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劉再復去國十九年後,首度回到北京,這年五月之前,他多次重返大陸,腳下卻從來沒有跨越過廣東的界限,這次在敏感的「六四」前夕回北京十天,無疑是重大突破。那是他應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的邀請,去北京大學開講「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這次回歸,是政治上一種互相試探,結果入關抵京,逛街遊園,一切順利。劉再復一九八九年「六四」離開中國後,曾於二零零零年第一次重返大陸,去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演講;二零零八年四月去深圳大學演講。二零一一年四月,劉再復離開美國抵達福建廈門,開始他演講之旅,從廈門到汕頭到泉州到成都到韓國首爾,再回到上海,六月二十九日從上海到香港,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他總共演講十九場,在文壇和思想學術界颳起一股「劉旋風」。

日前,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文藝理論家湯學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與劉再復是多年同事。他對亞洲週刊說,他與劉再復單獨相處相談的機會不多,但卻是「神交心通的摯友」。他說:「我對再復最敬佩的是,他有一顆深厚博大的愛心。這愛心植根於人性深處,後來又在人生的磨難中提升,凝結為對他人,對人民,對祖國,對大地,對人類的真誠大愛,形成強大向上的生命基質,乃至終生信仰和追求。」

湯學智說:「積極的反思和批判,是他為人為文的精神旗幟。作為一位思想型學者,他作學問,不僅是為了一己的興趣,而著眼於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自我省視與淨化,即有益於社會和人類的進步。『文革』之後,他便高舉這面大旗,公開宣示:『從此之後,我一定做到,一要說真話,二要維護人的尊嚴,人的價值,為這最基本的東西而奮鬥』。在文學所擔任所長期間,他一面率先發表多篇開拓思維空間轟動學界的重要論文,一面依託文學所集體學術優勢,在全國範圍組織相關學術研討、系列講座、專題培訓等,推波助瀾。有力推動了對『文革』思想文化領域極左理論、路線、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的系統反思和批判,一時成為主導中心」。

湯學智接著說:「豈料幾年之後,他不得不離開酷愛的祖國,被拋到大洋的另一岸,連根拔了,成為『漂泊的思想者』。在經受了漂泊、滄桑、苦難、環境大變動的洗禮之後,又開始覺悟到,人生的第一品格應是崇尚真理。唯有真,唯有誠,才有價值。對於人性,最強最烈的腐蝕劑,乃是虛偽。由此,他的文化反省躍上新的台階,同時將思想和研究方向由祖國轉向世界,由熱烈轉向冷靜,由外在轉向內心,以生命悟讀的方式,凝神竭慮,在全球視野裏開掘中國文化的生命力量,重新尋求靈魂的支撐點,透過自審、自救,最後獲得身心大解放,走向人類更深更廣的精神領域。這些,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也正是他精神中光彩耀人之處。」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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