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程朱理学如何成为“杀人”道学

今年春节前后离京南游,工作与游乐兼顾,探亲访友,并又有机会以乐会友,其乐融融。除此之外,闲来读书,喜有意外收获。

 

沪上易中天君来访,赠我新作《风流南宋》,正好在旅途空隙中翻阅。易君向来以善于讲故事见长,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高头讲章,文字平易活泼,使人终卷不觉疲劳。当然,一如既往,易君对于人们熟知或有定论的人和事,总是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不过这是严肃的学术著作,绝不是“戏说”,字字有根据,看卷尾的注释即可知。

 

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一体,我都无深入研究,只有一些粗浅的知识。当然多年来也形成一些自己的看法。在读到一些有关著作时或得到印证,或修正自己的成见。

 

读易君此书也有不少新的心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程朱理学的议论。对于朱子本人以及“理学”,论著汗牛充栋。戴震曾斥之为“以理杀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道(理)学杀人”之说更加流行。而在大力提倡“国学”的潮流中,又有人对“存天理,灭人欲”作正面的解释,当然朱子的形象也随之褒贬不一。

 

我本人一向倾向于认为“理学”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更大于孔孟的儒学。《风流南宋》主要是谈史,但专有两章讲程朱理学及其与宋朝政治的关系,乃至对其后中国的影响。读后本人感到若有所悟的有几点:

 

 

我一直有个问题:盛唐出了那么多才华横溢的文人,为什么不出思想家,而理学偏偏诞生于宋朝?询诸一些历史专家,都未得到解答。易君书中给出的理由是,历代君主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唯有宋朝,这使士人兴奋不已。但是拿什么与君王共治?读书人两手空空,既无财,又无兵,唯一的资本是思想,所以努力提出一套思想,才有“共治”的条件。这是理学产生的动力。此说对我有说服力。

 

 

程氏兄弟生于北宋盛世,而朱熹却与南宋几乎同时诞生。半壁江山失陷,偏安江南,是南宋所有士大夫为之痛心疾首之事。在这危亡之秋,武有岳飞一心想“从头收拾旧山河”;而文有朱熹、陆九渊致力于从头收拾世道人心,重振家国,程氏的学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发扬光大。(按:这是我的想法,不一定是作者的意思)。

 

 

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内涵及其矛盾和影响,书中有较详细的论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中国所有士大夫一样,凡提出主张,最终都必须落实在说服当朝皇帝予以实施的。“君为臣纲”被认为是“天理”,而那“纲”恰巧是最不讲天理的,这就是这一理论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更有甚者,无论出发点多好,既不能使统治者存天理,却能被利用来实现其“人欲”的统治手段;思想家一旦成为官学,被公权力神话,传到民间,其负面影响就加倍放大,完全失去提出者原来的理想,流毒千古,真的成为“杀人”的精神武器。这是很多思想家的悲剧,又岂独朱子然?

 

 

不论对“理学”如何评价, 书中对朱熹、陆九渊以及有宋一代士大夫的风骨、气节充分肯定,这点颇得我心。后世常把理学家称为“伪君子”,那是那些以儒学、理学为名以逞其不可告人的私欲之人。朱熹、陆九渊等人却是真君子。他们是真心希望致君尧舜,而绝不逢君之恶。在受到排斥、甚至迫害时,就归隐山林,而不曲意迎合。还有可贵之处是朱熹与陆九渊学术观点不同,互为论敌,但是互相尊重,不搞小动作。在陆九渊有机会面君陈述自己的主张时,朱熹十分高兴,乐观其成,而且真心诚意介绍经验。因为他们大方向一致,都希望“致太平”。这是何等的胸怀?应该说这是宋朝士大夫特有的品德、风气。在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斗争中那一批反方和正方都有这种风度。可惜宋朝以后,这种风气一去不复返了。

 

以上几点只是我在客旅中匆匆阅读后的一点感想。算不得书评,更不是深思熟虑的学术观点。今征得作者同意,从第三章《理学是非》中摘录几段,以飨读者。因避免篇幅过长,且为了突出我特别关注的重点,许多地方都割爱删去,加了省略号。原文注释也都略去。

 

 

书摘一则

《风流南宋》第三章:理学是非

 

文|易中天

 

朱熹直到临死前,

还背着逆党魁首和妖术伪师的罪名,

二十多年后却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这或许是朱熹的幸运,

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

朱熹是文化里程碑: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学,没有朱子就没有理学。儒学让我们民族有了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被颠覆;理学则让价值和观念落到实处深入人心,变成像宗教教义或先知圣训那样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又规范日常生活的东西。

……

显然,理学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天理。

天理是什么呢?

朱熹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信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

 

原来就是三纲五常,这不是董仲舒早就说过的吗?

确实是老调重弹,但有意义,也有发明。

 

意义在于儒学的振兴。我们知道,儒学原本是孔子等人站在官方立场创造的民间思想。由于是民间思想,所以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之一,也不乏生命活力。但由于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和荀子,都是为了替统治者寻求治道,因此思想是独立的,立场是官方的。再加上他们的主张符合宗法社会的中国国情,便使儒学变成官学有了可能。

 

结果,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赵匡胤结束了过去开创了未来。这个依靠政变夺取政权的军阀为了江山永固,崇尚文治抑制武功,立下祖宗家法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没有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就只能依靠思想;而能够平治天下的,则只有儒学。

 

振兴儒学,势在必行。

然而这谈何容易。

 

……

 

此时此刻,就看朱熹的了。

 

朱熹……武器则是理。朱熹说,世界上其实有两种存在,有情有状的叫做器,无形无影的叫做理。所有的器都是由理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发生,都不可能没有道理。用朱熹的原话说就是: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台阶有砖头,就有砖头之理;地上有竹椅,则必有竹椅之理。船只能行于水,车只能行于陆,都是理。

 

结论是: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没有理就没有物。

 

……

 

他讲天理讲太极,不仅是要对抗佛教,更是要维护儒家伦理,宣扬三纲五常。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君臣父子之类的道德规范不是早就有了吗?那就肯定有他的道理。由于一切道理都来自太极,所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就是天理。谁敢违抗,天理不容!

 

很好!但,既然如此,为什么出问题了呢?

因为天理之外,还有人欲。

 

……

 

两宋道学又叫程朱理学,也是有道理的。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有天理必有人欲。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也就成了理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朱熹的办法是先下定义。他认为,天理就是人性中天然存在的善,比如孟子所谓“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仁,仁是天理之自然。顺着仁往前推就是义,再往前推就是礼。所以,四德五伦都是天理,也都是善。

 

但,天理既然是善,恶又从哪里来?

程颢和程颐的说法是:天下善恶皆天理。

 

……

 

问题是,如果恶也是天理,不作恶岂非也天理不容?

 

朱熹当然不能同意。因此……朱熹说,天理哪能是恶?恶是不会行天理。比如不该恻隐而恻隐,就变成姑息;不该仗义而仗义,便变成残忍。所以,恶是天理的过犹不及。

 

那么,行天理为什么会过犹不及?

 

因为天理未纯,人欲未尽。这就好比一个人,如果注意饮食锻炼身体,就健康长寿;如果习惯不良纵欲过度,则会百病缠身。恶就是这样一种病,朱熹称为疾疢(读如趁)。

 

原来,人会生病,天理也会,这可真是天人合一。

天理生病,就成了人欲。

 

人欲不是人类肉体生存的基本需求。朱熹说: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他还讽刺佛教徒说: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满身著衣,却道不曾挂著一条丝。这不是扯吗?

 

看来,老先生的头脑很清醒。

问题却仍未解决。人欲不是欲,又是什么?

朱熹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回答了我们: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原来,天理就是生存理,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两句话朱熹虽然没有说,我们不妨替他说了。总之,除了保证生存和学做圣人,其他想法都是心里有病。……

 

那么,人的这个病,有没有办法治呢?

有。办法是六个字:存天理,灭人欲

 

而且朱熹说,所有儒家经典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这当然并不容易。因为就连朱熹也说: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既然并无明显标志和截然分野,那怎么识别,又怎么做?比方说,食色性也。吃饭是天理,性生活呢?

 

道学先生的回答是:

要看情况。生儿育女是天理,男欢女爱是人欲

道理很简单:前者相当于饮食,后者相当于美味。

 

抱歉,这实在是混账逻辑,也不可操作。难道每次做爱前都要指天发誓,宣布这是为了传宗接代?幸亏程朱理学在今天不是主流,否则安全套和避孕药岂不都得下架?

 

何况朱熹自己也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人欲“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的。这就连读圣贤书都不管用了,因为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礼者,比如佛教徒。那么,如果要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标,请问又该如之何呢?

 

也只好祭起屠刀,朱熹称为“杀贼工夫”。

而且,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杀女人。

 

杀女人的切入点,是提倡寡妇守节,反对再嫁。当然也只是提倡而已,因为没有哪个王朝会荒唐到为此制定相关的法律。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舆论压力和道德诱惑。南宋之后守寡和死节的女人有多少,看看那些贞节牌坊就知道。

 

何况道学家的话还说得那么重。有人问程颐: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的回答是八个字: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女人的命,就那么不值钱?

程颐简直心理变态,混账透顶!

 

……

 

比如王玉辉。王玉辉是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他的女儿丧夫之后决定死节,母亲不赞成,公公婆婆也不赞成,只有王玉辉拍手叫好,甚至在女儿去世后仰天大笑,说是就连自己都未必能够死得这么风光。直到知县和乡绅一众人等前来拜祭,这才恢复人性,开始悲悼女儿。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年轻女子,就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这可真如清代戴震所言,是“以理杀人”。

 

事实上,尽管朱熹使用了哲学甚至类似于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天理,也尽管理学家们口口声声恻隐之心,然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仍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冷漠。

 

……

 

很显然,正是这种冷漠,造就了……贞节牌坊那样的道德祭坛。这当然并不完全该由程朱理学来负责。但,如果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必须靠这样惨无人道的东西才能得以维持,可就真是生病了。

 

那么,这病可又是怎么生的?

 

陆九渊是南宋时期理学的又一代表人物。尽管《宋史》把他列入《儒林传》中,而不在《道学传》里,但后世仍然认为他是理学家。后来,他的学说被明代王阳明(王守仁)发扬光大形成陆王学派,与二程兄弟和朱熹创建的程朱学派共同构成了宋明理学的顶梁支柱。

 

陆九渊比朱熹小九岁,关系则很特别:要振兴儒学挽救世道人心是战友,但于治学方法和修养途径却是论敌。

 

○朱熹和陆九渊理学论辩之“鹅湖之会”

 

惺惺相惜,取长补短,这很可贵。

尊重对方,不因意见分歧而记私仇,就更可贵。

风气如此良好,也就是宋吧!

 

更要紧的是,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只有依靠皇权,学说才能推广,儒术才能振兴。因此,听说陆九渊能够有跟皇帝面谈的机会,朱熹便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原本是两汉以后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谋划,只不过宋人自许甚高。他们认为,汉唐两代根本无足称道,儒生们也不过稻粱谋。只有确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才是大展宏图的好时代。因此他们对“得君行道”期许很高,理学家群体更可谓莫不如此。

 

朱熹则还有理论支持。他认为,国家社会的好坏,全在帝王的心术。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心术最好,战国以后则一塌糊涂。秦始皇无道,汉高祖有私,曹操和孙权是贼,唐太宗心里全是人欲。天理是金,流出的是王道;人欲是铁,流出的是霸道。行王道的圣王是纯金,其他金中有铁;行霸道的帝王是铁,只不过好一点的铁中有金,坏的完全是铁。

 

因此,必须教会帝王正心诚意,教他们克己复礼。帝王心术不正,别人再讲天理又有什么用!

 

难怪对生命冷漠的理学家们,对朝堂却相当热衷。

 

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淳熙十一年轮对之后,陆九渊和他的朋友都在等待第二次。……然而就在眼看到期的五天前,陆九渊突然被贬到浙江台州崇道观做主管去了。……他和朱熹的满腔热忱殷切期望,岂非分分钟就打了水漂?

 

何况见了皇帝又如何?皇帝并不能民选,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天知道。昏庸无能的教不了,雄才大略的不让教。宋儒总说宋帝好,却不知他们善待士大夫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保皇权。太祖用赵普,高宗杀岳飞,雨露雷霆无不出于帝王心术,统统都是人欲,哪有天理可言?

 

明摆着的事情,朱熹和陆九渊不明白?

 

也许明白也许不,而且就算清楚也无可奈何。因为帝国制度无法更改,甚至还是他们要维护的。毕竟,三纲五常的头一条就是君为臣纲。纲举目张,做皇帝的思想工作也不能不被他们视为头等大事,以至于朱熹读了陆九渊的奏折之后还要问:面谈的时候,皇上对那些话有所领悟?

 

热衷,并不难理解。

 

然而吊诡之处也正在这里:君臣父子是天理,君为臣纲是天理,最不讲天理的又偏偏是那纲。这又如何是好?不要那纲吧,就不成其为新儒学。坚持到底吧,那纲那龙头却向人欲去。因此,如果说朱熹们鬼迷心窍,那么,被视为天理的三纲五常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心魔。

 

走火入魔,也不奇怪。

 

值得庆幸的是,朱熹也好,陆九渊也罢,都好歹继承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以道进退”的传统,践行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主张。贬官出京时,陆九渊曾以七律一首答谢雪中送行的杨万里,诗中有这样两句话:

 

义难阿世非忘世,志不谋身岂误身。

 

没错,作为忠臣孝子和仁人志士,南宋理学家并不反对甚至积极谋求参与现实政治。但那是谋道,不是谋身。卖论求官绝对不行,不采纳意见接受主张也恕不奉陪。

 

这是一种气节。

 

气节是必须坚守的,非如此不足以为士,但为了守节而要求人们去死却是变态。那么,一种原本正当的甚至崇高的道德传统,又为什么会发展成血腥和邪恶的东西呢?

 

必须再看理学。

 

后来成为统治思想的理学,其实命运多舛。

 

事实上,从二程兄弟开始,两宋理学家们在世时大多数没有显赫的官方地位,相反还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最严重的一次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朱熹遭到政敌们弹劾。他的学说被诬为伪学,学术被诬为妖术,学生被诬为逆党,本人则被奏请按照孔子诛少正卯先例斩首。最后结果是朱熹跟程颐晚年一样,在监视居住中黯然去世。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

 

……

 

理学在南宋,其实有一阵子是地下党。

 

朱熹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知道了这些史实,也许就不难理解两宋理学家为什么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重视气节。因此,尽管我们坚决反对寡妇守节之类惨无人道的变态主张,却仍不妨对理学派表示历史之同情。是啊,没有气节,他们又怎么能坚持下来。

 

气节是一种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是能让滥用公权力者胆寒的。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朱熹去世,四面八方的理学信徒纷纷决定前来为他送葬。这个消息立即让当局惊慌失措,下令地方官严加约束,以防学人聚众闹事,或者趁机妄谈国是,谬议朝廷。结果,葬礼上便只有寥寥几人。谁的心灵强大,谁又色厉内荏,岂非一目了然!

 

那么,朱熹的影响力为什么这样大?(原因之一书院、之二印刷术兴起、之三学说平易近人……略)

 

因崇尚理学而被尊为“理宗”的皇帝,在朱熹去世二十四年之后由朱熹政敌的政敌拥戴即位。他敏感地意识到,只有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学,才是巩固皇权和维持统治之最为有利的思想武器,于是下令特赠朱熹太师衔,册封为国公,又将他和北宋四位理学家的牌位供在孔庙。这当然尊贵之极,尽管由于政敌被暗杀,朱熹在宁宗后期已经恢复名誉,他注释的《论语》和《孟子》也成了官办大学的通用教材。

 

曾经的伪学和妖术,现在变成官方哲学。

 

此后理学的地位扶摇直上,无人能及。从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教材,到明太祖规定《四书五经》为儒生必读,再到康熙帝极力拔高朱熹地位,三个不同民族建立之政权,观点居然惊人地一致,程朱理学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时间便长达七百年之久。

 

各个学派轮流坐庄的事,再也没有。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那时,皇权是受到制约的。宰相们可以对皇帝的决策表示反对,实在不行还可以辞官不做。明清两代可没有这等好事,皇帝的权威和圣明跟朱子学一样不容置疑。也许,正是为了保证自己至高无上专制独裁,才要把朱熹哄抬到吓人的地步吧?

 

理学和皇权,一齐成了天理。

 

可惜,失去制约的同时也失去了帮衬。当唯我独尊的皇帝决心乾纲独断时,身边就只剩下马屁精和哈巴狗,以及戴着王炎午面具的留梦炎。最后,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也只好走上煤山,将自己和自己的帝国一并了断。

 

请问,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事实上,从江湖走向庙堂,或许是朱熹们的幸运,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问题不在于程朱理学是对是错,而在思想和思想家一旦被公权力神圣化,就会变得死气沉沉。朱熹有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么请问,程朱理学被奉若神明之后,还能见到并接受些许清泉吗?

 

泥菩萨是不会过江的。

 

与此同时,程朱理学中的恶开始沉渣泛起,比如对个体生命的冷漠。这些恶原本就是胎毒,现在则有了温床。得到滋养的癌细胞渐渐全身扩散,就连肌体中某些合理的部分也开始变得不合理,最后终于变得邪恶而血腥。

 

这一点都不奇怪。实际上从杀害岳飞那天起,共治天下就成为过去,为了巩固皇权可以牺牲任何人的生命反倒成为帝国的潜意识。只不过有了程朱理学,洗脑变得更加方便并得心应手。

 

……

 

当然,程颐和朱熹都没说寡妇非死不可,但自会有人替他们说,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是天理,主辱臣死和尽忠守节是道德,实行起来就只会层层加码。何况程朱理学已经是官方哲学,道学先生便有了要求别人的权力和理由。结果是什么呢?是调门越来越高,高到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又硬被逼着去做,便只好装。

 

伪君子和变态狂,就是这样产生的。

 

当然,事情弄得不可收拾,要到明清以后。在中华文明走到历史岔路口的此时此刻,尽管北国已是铁血,南宋却兀自风流,理宗一朝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兴气象,尽管这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但不管怎么说,两宋文化的繁荣精致都登峰造极。尤其是那余音绕梁三日,让人回味无穷的词,绝不会随着宋的灭亡而消亡,反倒会流传千古,历久弥新。

 

本文摘自《易中天中华史》之《风流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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